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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春燕: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论“共产主义观念”
发布时间:2014/9/5  阅读次数:6209  字体大小: 【】 【】【
  
                                   范春燕: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论“共产主义观念”
  
                                                              来源:兴国网       作者:范春燕
  
  
               以“共产主义观念”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三届,分别是2009年的伦敦会议、2010年的柏林会议以及2011年的纽约会议。会议的参与者包括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巴里巴尔、南希、迈克尔·哈特、奈格里、杜兹纳、朱迪斯·巴尔索、博斯特尔斯等一批极负盛名的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虽然他们在解读共产主义时的视角和路径有所不同,但都倾向于认为: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统治下,唯有“共产主义”这个名称因其和“实在界”的内在关联而保有一种幽灵般的力量。从这个共识出发,他们开始了对“共产主义”的“拯救”:首先是把“共产主义观念”和20世纪所有“不名誉”的理论和实践相切割,以恢复其原始的美丽;其次,在“共产主义观念”的引领下重构“新共产主义”。
  
一、对共产主义观念的“拯救”

             在《论共产主义观念》一书的序言中,齐泽克和杜兹纳给共产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共产主义是关于激进哲学和激进政治的观念,共产主义作为今天的激进行动的理论前提,要同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保持距离,并要和21世纪的政治经验相结合。”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他们所要拯救和恢复的是作为观念的共产主义,这种新的共产主义观念要呼应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不借助国家并自觉和国家保持距离,二是不强调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并和各种经济主义划清界限,三是不以20世纪的革命政治实践为基础而是立足于21世纪的社会运动。

1.和国家保持距离

             以巴迪欧为代表的一批左翼学者认为,20世纪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就是探索一种超越国家的新的社会治理形式的失败,是一种走向国家消亡的政治实践的失败,这种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家的回归和强化。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和国家两者是不兼容的,因为共产主义观念本身就和国家相抵牾。

             巴迪欧借用拉康的“三界说”对此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共产主义观念要使政治的“实在界”暴露并和个体相结合(incorporation),或者说个体要借助共产主义观念完成主体化成为真理身体(the body of the truth)的一部分,必须经由“事件”(event)。事件是特殊情势下或特殊世界中身体和语言的正常秩序的断裂,是“实在界”内核的迸发,是不可能的“实在界”在未来将要暴露的层面,或者说是从世界合法性的有限视角来看不可能的层面。而“国家”(State)则正好相反,它属于“象征界”,并以既定情势下什么是可能来规定什么是不可能,因此,国家总是对可能性的限制,而事件则是对国家所限定的可能性的突破。换言之,事件只有在从国家权力中减去(besubstracted)的条件下才能发生。朗西埃曾这样评价事件对于国家的“突围”及其对共产主义的意义:“共产主义历史或解放历史对我们有价值的是共产主义重要瞬间(moments)的历史——也就是国家权力和政党影响消失或中断的那个瞬间的历史,这个瞬间不仅是时间的消失点,它也是一种能量:一种创造出新的平衡或新的不平衡、重塑‘共有’内涵、重构可能的世界的决定性的能量。”

             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统治下,要和国家保持距离,用巴迪欧的话来讲就是要“拒绝被国家纳入、不向国家索要资助、拒绝参与选举等带有国家印记的政治行动”;用齐泽克的说法就是不和国家“对话”,要“拒绝对话”,因为一旦对话,就要使用国家那不纯粹的语言,就要把国家当作目的和手段,从而被象征界整合或是成为共谋。

             可见,这些学者所说的“和国家保持距离”并不是要直接和国家对抗,而是要和国家撇清关系。巴迪欧在《世纪》一书中,曾谈到从一种“破坏”逻辑转向“减法”逻辑的必要性:“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我所谓的减法的途径:展现为一个真实点,而不摧毁现实性,而是作为一种最小差异。对现实性的清洗,并不是从其表层来消灭它,而是从明显的整体中减去它,为了是在其中观察细微的差别,除去了建构它的词语。”齐泽克主张一种和有组织、有手段的“变态者”(perverts)的对抗相区别的“歇斯底里式对抗”(hystericalprotest)。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宗派马克思主义的对抗就是一种“变态者”的对抗,他们的行动具体、组织严密,但最终并不能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力量脱颖而出,而是会重新落入大他者的藩篱或是成为其工具。齐泽克这样论道:“公众们部分地认为歇斯底里顶多是一种抱怨,只有变态者才是真正的激进分子,歇斯底里的人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即使弗洛伊德也认为,变态者做了歇斯底里的人只能梦想去做的事。但福柯是正确的:每一个政体都需要自己的变态形式;变态符合权力关系。……一个变态者比你更清楚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总是拥有答案:不是问题,仅仅是答案。他们只是讨厌的人而不是危险分子。”他认为,只有非逻辑非理性的“歇斯底里式对抗”才能真正威胁到现存秩序,因为这种作为“姿态”的对抗不能被转化为具体的要求,是一种永远无法被缝合的剩余(reduce),只有这种剩余才具有颠覆性的力量。

2.反对“经济主义”的共产主义

         有不少西方左翼学者认为,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实践基本都追求一种经济上的目标,这种“经济主义”的共产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大厦隐喻之上。而他们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能被简单地辩证式还原,尤其是不能从经济的决定性出发把共产主义和各种经济计划相捆绑。

           巴迪欧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就在于它把资本主义看作经济上的标杆。“共产主义政治一定不要和既定统治秩序竞争,和对手的竞争只能导致一种趋同”,巴迪欧这样写道,“社会主义国家工厂里的工人就需要节奏缓慢地工作,这对于世界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不是用剩余价值的生产量来衡量的。和资本主义的竞争只会摧毁以人民生活为度量的解放时间,而不会摧毁市场利润周期,人民也会极度需要被自己所设想的敌人所承认,而对于这种人民而言,共产主义观念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特里·伊格尔顿则试图从自然环境的制约上来消解一种经济主义的共产主义。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丰裕作为前提。但伊格尔顿对此的疑问是:“在生产力的潜能爆发出来之后,要过多久才能清除掉根深蒂固的关于生产力弊病的记忆,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这种心智的、身体的、精神的、秉性的以及欲望自身的大规模的再教育?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自然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些吗?这种生产力如何才能撤销使自身成为可能性的条件?”因此他认为,对于今天的共产主义者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虽然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必需的,但这种物质发展过程本身正在使物质条件的实现变得越来越难。

3.和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划清界限

             齐泽克在“伦敦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如何从头开始”,所谓“从头开始”,他的意思是指:“不是在20世纪革命时代(从1917年到1989年)所打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是要退回起点并选择另一条不同的道路”。在他看来,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留下的只有教训而没有经验,因此不必再去总结、去检讨,也不必再去忏悔、去控诉,而是要彻底放弃20世纪所开创的整个革命序列,回到马克思最初在19世纪上半叶所思考的那些问题,结合当下的社会政治实践另辟一条通往新世界的蹊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20世纪的实践,齐泽克、巴迪欧等人也不是一律无视,但仅限于对一些带有“试验”性质的事件——例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法国的五月风暴,在他们看来,这些“试验”和共产主义观念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人民民主、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20世纪的卓越创造都不再对我们有实际用处。在理论层面,这些当然还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但在实践层面它们已经行不通了”。
  
二、建构“新共产主义”

                     以巴迪欧、齐泽克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在对共产主义观念进行救赎的同时,也消解了国家的概念、政党的概念、无产阶级的概念,那么,要使共产主义重新成为激进行动的代言或指南,其根据又在哪里?或者说,“新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组织形式和革命主体又会是什么?如果仅仅停留在资本批判层面,关于革命主体和革命组织的问题或许还可以被悬置,但是现在要重提共产主义,主体问题和组织问题就不得不去正视。

1.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迈克尔·哈特等西方左翼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在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已经失去了阐释力,要重启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要对一些经典概念进行改造或重构。经过他们改造或重构之后的概念主要包括:共有(thecommon)、非物质生产、租金反转、认知性劳动和生命政治,其中,“共有”是一个核心概念。

                  关于共有(或译为共同性或共通性),其含义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对物质产品的共有和共享,而是对非物质财富的共有和共享。在哈特看来,之所以要强调这种形式上的共有,是因为资本在今天的发展已经侵入了非物质生产领域和生命政治生产领域,而这些领域是人们原初共享的共同之物在不断被圈占之后所仅剩的最后一隅:资本先是圈占了土地,又圈占了其他自然资源,现在开始圈占和生命本身相联系的领域了,这个领域包括:语言、观念、知识、代码、遗传物质、情感等等。而正是在这最后圈占的疯狂中,资本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新共产主义也找到了它的可能的进路。

               哈特认为,在马克思的时代,是工业将自身的品性加之于其他生产形式之上,农业、矿业甚至是社会本身都不得不接受机械化体系、劳动纪律、时效性、节奏、工作日等属于工业化生产的特性。但今天,工业霸权已经没落,非物质生产成为继任者,各种非物质生产、生命政治生产开始将自身的品性加之于其他生产形式之上,比如,工业不得不信息化,知识、代码和影像在整个传统生产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情感和关怀的生产在价值生产过程中也变得越来越必需。

               但是问题在于,非物质生产领域并不存在不可再生性的问题,这个领域的内在逻辑就是共有和共享,比如你有一个好的想法,和我共享,并不会减损它对你的有用性,而且还常常会提升它的有用性,那么,当资本侵入这种本性即共享的领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后果呢?哈特认为,当非物质生产遭遇私有化,其生产率会大幅降低,因为认知性劳动只有在共有条件下才能实现生产率的最大化,私有化程度越高,生产率就越低。从另一方面来看,资本侵入非物质领域的过程本身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非物质生产和认知性劳动对于资本而言很难消化,因为这类产品总是倾向于被复制和共享,从而使利润的赚取难以得到保障。于是,资本只能做一些变通:不以榨取利润而是以攫取租金的形式进行剥削,以保障资本收益的稳定性。而这样一来,一种早期资本主义从租金向利润的过渡在今天就出现了反转,即利润向租金的反转:专利和版权作为一种所有权所产生的只是租金;微软等新技术领域的财富积累也主要不是来自利润,而是来自它将自身打造成几近通用的标准,并凭借对这种“一般知识”的垄断来获取租金。哈特认为,随着租金反转而来的是生产越来越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领域,即资本不直接介入生产,工业式的集中控制变成了相对松散的管理机制,对于智识工人而言,虽然今天他们仍然要受到剥削和控制,但却是通过相对外在的机制,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就在于由认知性劳动所主导的生命政治跃出资本限制并诉诸共有的这一路径。

             但齐泽克对此并不乐观,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对共有的圈占,对共产主义而言,既会是可能性存在的领域,也会是即将丢失的阵地。他认为,首先,认知性劳动并没有改变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和客观条件的分离,这些脑力工人虽然拥有他们的生产工具,但仍要和生产的社会领域相分离、和以私人资本为中介的“一般知识”相分离。其次,作为后工业资本主义特征的租金反转,毋宁说是资本自我拯救的一种机制,共有生产和私有制之间矛盾的“解决”是由资本主导的,因而应被视为资本的自我“变通”,因此,脑力工人在获得相对自主性的同时,也要承受国家角色及其管制功能强化所带来的压迫——因为获取租金不如获取利润那般隐蔽和“自然”,所以一定要加上专制的法律条件。齐泽克认为,这就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租金反转带来的国家角色的强化,另一方面是去管制化、去疆域化和无限流动的后现代资本主义逻辑。

2.新的政治和新的组织

             不少学者把共产主义政治和国家政治作了区分,他们用的术语不同,如杜兹纳提出的政治自身、朗西埃提出的政治性等,但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大同小异,也就是说新政治是一种不同于国家政治的新的运行模式和组构类型:不是国家的单数政治,而是多元政治;不是治安或治理术,而且秉承“计数为一”原则的共同性参与;不是“恐怖”的破坏性政治,而是一种符合共产主义美学的“减法”政治。总的来讲,这种新政治就是要远离国家和既定参数,从当前事件的偶然性和缝隙中,从歇斯底里的反抗姿态中去构想和预见一种具有异质性的政治场域。

             这种政治也不采取传统政党的形式。巴迪欧认为,传统政党是推翻反动政权的有力工具,它能解决第一波革命序列(1848年-1871年)的遗留问题,但并不适合马克思所构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他认为,从列宁到毛泽东,之所以都和政党问题纠缠不清,就是因为政党形式本身和它所要完成的任务之间的不相适应。

                   但这种政治也并不是不要任何建制的反国家主义,新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以平民(plebs)组织为主体的民粹主义政治。朗西埃指出:“根本不存在权力和非权力角逐的场所,在任何情况下,让国家头疼的都不是平民,而是阶级、社团及其规则和认证形式。”赛维罗也认为,那种号召“地球上的可怜人都来反抗法西斯式的国家权力”的平民战术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新战略,和新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实际上,无论是巴迪欧提出的“减法”政治,还是奈格里提出的“人民建制权”,都是试图为政治开辟一个新的空间。奈格里认为,对国家的疏离、义愤、对抗一定要转变为“人民建制权”的主张,也就是说,要在反对国家组织和典章制度的同时以新知识创造新权力,他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区别。而新的政治空间或人民建制权的可供辨认的雏形,可以从罢工、工业破坏、统治体系被劫持、移民和人口迁移、暴动、骚乱中去寻找。

               博斯特尔斯则试图恢复马克思所说的“伟大历史意义上的党”的概念。他借用巴迪欧在《元政治》中的相关论述指出,这种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上的党”,其真正的品格不是坚固性,而是对事件的可容纳性,即面对不可预料局势时的一种发散式的灵活:“党不是指工人阶级的一个集中的、联系紧密的派系,即斯大林所说的先锋队,而是指一种不固定的普遍性存在,其功能不是为了代表阶级,而是要保证利益刚性(无论是物质利益还是民族利益)的不可能性和溢出性。因此,共产主义者不是意识牢固性的化身,而是意识的不受限制的多重性、预见性和不稳定性相结合的化身。”

3.革命的可能主体

           无产阶级不能再充当革命的命定代理人,这似乎已经成为不少西方左翼学者的共识。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概念之所以失效,不仅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跃出了阶级对抗的逻辑,也是因为无产阶级组织自身的经济主义和去激进化倾向。那么,新共产主义的可能主体又在哪里?

           在巴迪欧看来,找主体和找组织一样,都是一种徒劳。他坚持共产主义观念要从它的中介即经验、历史或关系中扣除,对巴迪欧来讲,真理和世界的联系并不多,真理经由世界所取得联系的也不多,个体要变成主体只有经由事件和观念相结合。因此,在他看来,主体永远都是潜在的主体,观念所能做的也只是透过象征界的不纯粹话语去准备主体,而只有在事件中个体才能决意成为真理身体的一部分。

               而对另一些学者而言,革命的可能主体来自被社会整体所排除的那些实实在在存在却又隐而不见的群体。杜兹纳认为,新的政治主体是在社会建立起的登记簿之外,在可见的团体、位置和功能之外所建构起来的那部分人,也就是朗西埃所说的“不属于任何部分的那部分人”(partofno-part),即在当代政治活动中“没有名字的人”和“没有证件的人”。杜兹纳把他们称为“剩余”主体,他们“位于普遍人和公民之间的中间地带——包括难民、移民、无国籍的人、流浪者、棚户和收容中心住客、牲人等”,他们属于“人类”但由于不愿或不能被国家保护而几乎没有任何权利。齐泽克将这些人群统称为“被排除者”(excluded),和“被纳入者”(included)相对。齐泽克认为,“被排除者”和“被纳入者”之间的对抗是一种异质性的对抗,也就是说,双方不是关于利益、意见或价值的冲突,而是关于“常识”的分歧,在他看来,只有这种对抗和分歧才能在当前激活一种激进政治。他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对抗,现存的各种对抗就会失去颠覆的锋芒:生态问题就会变成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就会变成复杂的法律难题,生物遗传问题也会变成一个伦理问题;而且,人们还会发现,“在当今世界中,比尔·盖茨是为消除贫穷和疾病而战斗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默多克是利用传媒帝国筹集数亿资金的最伟大的环保主义者”。

三、几点评论

           从上面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巴迪欧、齐泽克等西方左翼学者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统治下试图重新盘活“共产主义”这个术语,其目的和用意,一是扭转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弥漫在西方左派中的忧郁、迷茫甚至是背叛;二是借共产主义之名提出“另一种替代”,一种异于当前的改良方案和折中方案、具有彻底的激进性和革命性的替代;三是在解构之后重新建构,在疏离国家之地重建政治。但是,当共产主义观念被赋予了一种改变世界的绝对和永恒的能力的同时,共产主义实践也失去了和个体、世界、历史相连接的管道。而为了避免共产主义的原始美丽被国家和情势所污染,新政治也只有栖身于无法阐明的“不可言说”之领域,这个领域属于永远不可缝合的溢出或剩余。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新共产主义也只是具有乔蒂·狄恩所说的一种“地平线”的意义,也就是说,这种共产主义总是位于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远方,你进一步它就会退一步,但它的意义正是在于诱惑和引领人们不断地去接近它,并宣告:“从此往后,不再只是在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下去思考、去言说、去行动,而是可以在一种全新的氛围中来重新领略共产主义的芬芳。”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波以“共产主义观念”为主旨的新共产主义思潮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一些不同的声音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如斯蒂芬·赛维罗在“伦敦会议”后就撰文批评了巴迪欧关于纯粹政治和纯粹哲学的观念,他认为巴迪欧的共产主义观念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另一种镜像——新古典经济学把自我想象成中立和政治无涉的,而巴迪欧则把政治想象成经济无涉的,因此,“这种‘共产主义观念’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甚至还是在马克思所曾经反对和嘲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上”。苏珊·巴克-莫斯在《论共产主义观念之二》中也批评了弥散在左派中的一种政治本体论的倾向,她提出:“所有试图从经验的政治中发现政治的本体实质的理论最后都难以再折返,这是一个单行道,一旦上了道,就再也回不到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去了。”

                 另外,这些左翼学者也大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或多或少都和马克思主义有交集,他们也没有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总是试图“盘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并将其应用到当前的批判和建构中去。就像哈特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当然可以抛弃这些概念去发明新的概念,但与此同时,和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斗争、梦想和令人鼓舞的漫长历史也将会被抛弃。我想,夺回这些概念并恢复或更新其含义的做法要更好一些。”对于这些学者而言,恢复共产主义观念本身也就是对新共产主义的建构。(注释略)

参考文献:
[1]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唐健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2]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3]Bruno Bosteels, The Actuality of Communism,London&NewYork:Verso,2011.
[4]Jodi Dean,The Communist Horizon , London&NewYork:Verso,2012.
[5]AlainBadiou,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 London&NewYork:Verso,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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