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一向被视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和摇篮，尤其是古典民主就诞生于此。然而，2015年1月25日，一场改变希腊历史的选举震撼了整个欧洲：反对紧缩政策、反对与欧盟达成的救助协议、主张赖掉一切债务的极左派政党左翼联盟党以极大的优势获胜。这也是战后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极端政党主导建立政府。

        西式民主危机来源于贪欲

       虽然极端政党上台还不能立即下结论说希腊的民主就要成为历史。但历史上希腊民主已经经历过灭亡的命运，并从此令西式民主一词千年在西方成为贬义词。非常“巧合”的是，希腊古典民主的灭亡和今天希腊的局势有着相同的因素：即民众无止境的贪欲。

       古希腊为了满足民众对财富的追求，不得不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但并不妨碍西方炮制出西式民主和平论），并在战争中走向毁灭。上世纪七十年代希腊建立西式民主后，便迅速重蹈古希腊的命运：不顾自己的经济能力竟然建立了堪称荒唐的福利制度。比如一年领14个月工资，每年6个星期的假期，平均退休年龄53岁（欧盟平均67岁，未来计划到70岁），退休金占工资的九成以上（法国约为50%），而且同样可以一年领取14个月。更荒唐的则是：已经去世的公务员的未婚或者已婚的女儿，都可以继续领取其父母的退休金；公务员们每个月可以享受最高达1300欧元的额外奖金，而奖金的名目相当随意而奇诡，比如会使用电脑、会说外语、能准时上班。而所谓的准时上班，是因为很多人一年中有7个月在下午14点半就下班了！要知道希腊不过1100万人，公务员竟然高达100万（那些指责中国公务员的公知们可否想过西式民主的发源地希腊？）

       这一切的根源则在于希腊民众为了争取高福利，用选票选举承诺高福利的政党上台；政治家们为了上台掌权，则不断提高福利水平。所以也难怪美国媒体讽刺说，希腊人像亿万富翁那样消费，实际上连百万富翁都不是。

       这样离谱的高福利自然导致灾难性后果。它的债务和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远远超过加入欧元区的标准。然而，希腊花了三亿美元，请来高盛造假，就神奇般地于2002年成功加入欧元区。于是各政党在欧元区的怀抱中击鼓传花般的享受下去，甚至还斥160亿美元的巨资举办了2004年奥运会。一个西式民主国家把国家治理当成如此儿戏，真可谓叹为观止。

       纸终竟是包不住火的。到了2009年一切都再也玩不下去时，国家瞬间陷入破产境地，并引发了撼动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为了自保，欧盟不得不对希腊伸出救援之手，但条件也同样苛刻：减少各项福利、减薪、增税、大幅裁减公务员和私有化。更重要的是，救助款主要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发展经济和救助生活困苦的百姓。希腊顿时从人间天堂坠入人间地狱：经济缩水25%，多年来失业率一直在20%以上，2014年高达26%，年轻人失业率更超过60%。一向以全球自杀率最低而著称的国家——而且根据宗教习惯自杀者不能下葬的——希腊，竟然自杀蔚然成风。

       希腊民主制度失败的启示

       终于，忍耐了五年的希腊民众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五年的困苦生活也令非理性的民粹主义迅速抬头。一个几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极左小党，竟然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并以极大的优势赢得国会多数，拥有组阁的能力。而它的竞选口号除了对“三巨头”（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说不外，就是许诺重新向希腊民众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包括全民医保、最低工资等福利。尽管希腊所有的钱包括政府运作的钱都是借的。

       希腊民主的前世今生，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西式民主制度无法遏制大众贪欲，相反为了满足这种贪欲而不得不采取灾难性的经济政策。整个欧盟和美国虽然还没有到希腊的境地，但债务占GDP的比重都已达到或者接近100%的程度。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状况整体上仍然处于继续上升的态势。更令人猜疑的是，希腊可以隐瞒真相，可以造假，难道其他国家就不会？现在的数据是否就是真相，恐怕谁也不敢打包票。毕竟，美国伪造证据发动伊拉克战争世人还仍然历历在目。

       二是当经济灾难发生时，西式民主制度无法避免极端民粹政治人物的产生。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可以令西式民主选出导致人类文明大灾难的希特勒，今天的经济危机则可以令希腊选出极端政党。而且双方选出极端政党的理由也非常相似：国际社会带给自己的屈辱感、愤怒以及经济灾难带来的痛苦。这一点可以从法国《世界报》对希腊选民的采访中得到强烈的体现：“在危机的几年中，希腊在全世界被污辱，我们要重新找到我们的尊严”、“欧洲和整个世界已经羞辱了我们，现在轮到我们出牌和复仇了”、“复仇最好的方式就是投票给左翼联盟党”。

       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到了这种程度，出现一个反体制政党则是必然的结果。不仅希腊，目前仍在经济危机中煎熬、今年也要大选的西班牙，极左政党社会民主力量党的支持率也是遥遥领先。法国的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则在2014年欧盟议会选举中力压传统左右中间政党，成为最大赢家。在意大利，极端左派和右派都准备好迎接伦齐政府的垮台。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获胜的希腊左翼联盟党最后还是选择了右翼、反对欧盟的独立希腊人党。其向欧盟挑衅或者示威的意味颇为浓厚。当然希腊现在选出极端政党只是第一步，是否会重现二战时的梦魇，则需要未来来验证。

       改革没那么容易

       面对西式民主的批判，为之辩护的各色人等最常用的理由是：西式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可是令国家破产的制度难道不是最坏的制度？选出希特勒的制度难道还不算是最坏的制度？一个让海地这样的国家几百年都走不出贫穷、现在连选举都无法举行、国家陷入僵局和混乱的制度还不是最坏的制度？

       希腊变天，把欧盟逼到墙角——假如极左政党真的废除与欧盟达成的援助协议和赖掉债务，将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无疑会引发一场欧元区的经济地震和欧盟的政治地震，毕竟后面还有同病相怜的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以及情况非常类似的意大利和法国。但假如妥协，其后果也同样严重：不仅助长其他问题国家有样学样，也令担任救助责任的国家无法承受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

       然而相对于经济困境，更重要的则是：西式民主制度的改革提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西方从昔日少数的精英票决民主转变为大众票决民主，不是增加票数这么简单。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丧失。在有限选举阶段，鉴于选举成本不高，资本对政治精英的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但现在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不仅政治要受民众、甚至民粹制约，也由于选举规模扩大和成本的几何增长，对资本空前依赖。可以说，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度既无法遏制民众的贪欲，也无法控制资本的疯狂，经济危机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经济危机的后果则必然是政治危机——这已经被人类历史无数次证明的规律。

       关于这一点，其实西方的民主理论家们也早有警觉。英国的J.S密尔1861年在《代议制政府》里就明确提出要“允许执行这类高级职务的每一个人有两票或两票以上的投票权”、“当一项职业要求经过严格考试，或具备重要的教育条件始能从事时，其成员可立即给予复数投票权。同一规则可以适用于大学毕业生，甚至可以适用于持有讲授各种较高级学科的学校的合格证件的人”(商务印书馆135页)。

       尽管这本书被西方学者公认为有关议会民主制的经典之作，但先贤们的先知先觉并没有引起后世政治人物的重视，并最终走向全民普选。显然在民众可以通过选票掌控一切的情况下，今天的西式民主体制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

       一是民众拒绝减少福利的改革，民众可以游行、示威、罢工，也可以选出迎合自己的政党，希腊就是最新的例证。不仅希腊，一向反对设立最低工资的德国，今年也不得不屈服。虽然现实证明，实行最低工资制的国家失业率是没有实行最低工资制的国家的两倍。所以说，西方将无法从经济上解决债务问题。根据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70%，将发生经济危机。

       二是政治上，民众拒绝任何削减投票权力的改革，政治人物只能在现有框架上隔靴搔痒。欧债危机最严重时，我曾和法国著名智库的一位学者谈到选举权的改革，提了一个小小的改革建议：既然无法一人拥有多票，可否把选举年龄推迟到三十五岁。三十五岁一是有了社会经验，二是有了家庭，会大幅提高社会的理性和成熟程度。只是这位学者苦笑以对。在法国一欧元的福利改革都大有引发革命的味道，更何况要动选举权呢。

       从西方的历史上看，这确实是一个走极端的政治文化。要么是君权神授，君主不受任何限制，要么是非理性的人民主权，人民绝对正确。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但常识则是由普通大众组成的人民也同样会犯错误，甚至更容易犯错误。法国大革命后两度用选票终结共和走向帝制就已经是活生生的例证。毕竟普普通通的百姓只关注眼前和切身利益。希腊悲剧就是人民主权一手导致的。现在这个悲剧还在以选出极端政治势力的方式而继续上演。

       所以面对此次经济危机，美国、欧盟、日本等唯一的应对之道就是一轮轮的治标但不治本的量化宽松，而不是进行政治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假如在它们的老本消耗尽之前仍然无法改变，今天的希腊就是他们明天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