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汤因比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试图以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揭开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直到1973年，时已暮年的汤因比依旧没有停止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探索。在不断出版新作的同时，汤因比与当时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两年的漫谈式对话，主题是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汤因比和池田，一个是西方人，一个是东方人，互相抛开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狭隘和隔阂，在精神自由的海洋里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未来学式的全景探索。在这场漫谈中，汤因比透露了对21世纪中华文明的无限期望。

                                                                                                        西方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

         可能让池田略微感到失望的是，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亚，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汤因比心仪的东方文明，不是在那个时代经济上升和物质繁荣、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而是依然在“文革”中徘徊、物质生活依然相当贫乏的中国。尽管面对一位日本文化界的顶级名人，汤因比也直言不讳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路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等国。

         汤因比坚信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才能避免民族国家因为狭隘国家利益追求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的灭亡。而人类社会要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没有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国家来统一西方世界，而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恰恰是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和灭亡之后西方历史发展的主线。而西方文明在过去几百年对世界的武力征伐将世界带入到一个统一的经济市场，西方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促进了全世界各个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而自强。因此西方世界在经济和科技上影响了世界，在政治上却完全无法为世界建立一个整合和统一的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国家”。西方不仅无法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而西方本身内部都无法统一。

           而在未来人类的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中，汤因比也非常不看好西方的民主模式。池田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很深的东方学者，坚信未来世界的统合的方式应该是根据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原则和人民自愿的原则，因此世界民主是统一世界的关键。而汤因比作为文明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则以穿透五千年历史的深邃眼光指出，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的民主协调，那么人类社会很可能在无尽的争吵和争端中走向衰落，而这样的漫无边际和漫天要价的民主进程很可能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迈出任何一步之前，人类就在工业化的无止境扩张中灭亡了。汤因比非常睿智地指出，人类历史上长时间的和平和“世界主义”国家从来都不是出现在民主协商之中，而民主的雅典恰恰在民主内部争端中而走向衰亡。

             汤因比的观点特别值得我们在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深思，西方式的民主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变迁，曾经是人类制度文明象征的西方民主制度现在已经逐渐僵化和腐化，成为西方前进的障碍，以至于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后民主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如果再把西方的日渐势衰的多党竞争民主移植到“世界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来，那就真的要贻笑大方了。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已经让人们看到100多个民族国家一旦利益发生分歧，任何一个微小的协调都是多么困难，更遑论要建立一个世界政体和世界国家了。

             的确，20世纪后半期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生灵涂炭的教训，人类无论如何也是在向进步文明的方向上发展，汤因比当然知道现在的人类不能再像过去的帝国那样依靠武力来统一，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武力统一就意味着人类同归于尽；而人类也绝对不可能依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来实现统一，那样人类恐怕还没有完成世界整合过程的百分之一，就面临着过度工业化和环境的空前灾难了。而西方文明在汤因比眼里看来是无法主导人类未来方向的文明，美国更是以罗马帝国“暴力征伐”的特征而演化成为一个军事主义的帝国，而这在汤因比——这个对人类古代的军事化文明多有研究的智者眼中，绝对是一个衰朽的文明的先兆。那么世界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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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池田的对话里，汤因比给出了完整的答案：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为什么汤因比会有这样的看法？汤因比在与池田的对话中自我总结了八点原因：

       一、中国在漫长的21个世纪里，尽管也多次经历过混乱和解体，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

       二、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恰恰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

     三、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

       四、在儒家和佛教思想中都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

       五、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恰恰是中国的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六、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以及反对针对自然和环境世界的统治和征伐欲望。

         七、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民族已经显示了，亚洲人同样可以在西方人领先的领域赶上和超越西方人，例如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日本人所显示的卓越超越能力那样（那时候在1970年代，中国崛起的序幕还远远没有拉开）。

       八、日本人和越南人在西方人的优势和霸权面前，展示了勇气和信心，日本人在经济领域，越南人在军事领域都展示了巨大的勇气（汤因比这里指的是越南战争）。因此这再次证明了亚洲人未来是可以领导世界的，关键是要将这样的勇气和信心转移到人类历史和人类新文明和和平建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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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因比坚定地认为，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在政治上则是民族主义，因此西方征服世界的后果是各个非西方国家都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主义模式，因此全球越来越有政治统一的需求，因为通过工业和技术的全球扩散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下一步的关键就要看中国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因此在汤因比眼里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里的文明既含有古代文明帝国的意思，也含有文化情感纽带的深刻联结的意思。汤因比的观点的确再次证明了中国从本质上是文化的概念，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

           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因此汤因比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汤因比在上世纪70年代的论点非常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阅读发掘，站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复兴的高度去认真审视，这是一项无比重要的工作。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中国在GDP总量上跃居世界第二。

         在21世纪，中国经济将创造奇迹，“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也将担当起在后西方时代提升人类文明的伟大责任。中国并不排斥学习西方，相反还要加大学习西方的力度，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努力革除弊政，修正本身文化中不符合现代化的因素，同时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不断发掘、研究、建构、阐释和再阐释中华文明中能够提升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因子。一个文明高阶段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更不是盲目崇拜古代的一切，而是在一种人类文明更高阶段结合现代因素的文明复兴运动。因此中华文明必定是要联结现代性的因素才能在更高的阶段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世界大同。中华文明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改革精神，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以及中华文明和平世界主义的天下世界观，中华文明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注定将照亮整个21世纪，促进人类世界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方向发展。

             公正地说，西方在崛起的阶段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体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等现代思想资源，西方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世界影响是深远的，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正好就体现在善于根据时代而不断吸取先进思想，而在学习和容纳的过程中又不迷失本位自我，最终将外来的先进思想转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无限扩张，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物壮则老，水满则溢”的阶段了，西方文明每往下走一步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文明的衰落在西方文明上得到充分体现。而积极吸收了西方个体思想、个体公民权、法治思想和功能分化的中国，可以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多方面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崭新人类文明。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