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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两百余枚毛泽东像章被盗以后,山西省阳高县71岁的李德才吊颈身亡。
一个旧时代的遗腹子。他始终怀念四十多年前的生活,以及那时他所拥有的灿烂青春。
最后的革命情怀
30年来,李德才不厌其烦地寻觅着人群最密集处,开启他激昂而冗长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只有一个:红色语录。
李德才去世两个月了,整个阳高县城都在谈论他的死亡。人们用一种混杂着伤感与戏谑的口吻回忆着这位71岁老人的一生,如同悼别一座早已风化的纪念碑。
2012年2月25日深夜,在自家种满豆角与红萝卜的菜地里,李德才用一根红裤带将自己挂在了2米高的大棚支架上。直到次日早晨7时许,僵硬的尸体才被邻居发现。
县城的人们能轻易地给他画一幅肖像:五短身材,大眼粗眉,大檐帽永远端正,墨绿军衣颜色早褪,右臂戴上红卫兵袖章,全身满缀着四十多枚明晃晃的毛主席像章。他总是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红旗牌28自行车,车后贴着三块写满毛主席语录的纸板,车前挂着一张脸盆大小的毛主席画像——画像被老人当作了车牌。
县城里的人大多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的声音:洪亮,亢奋。激动时,他会咧开干裂的大嘴,露出两排蛮横而不齐整的黄牙,双手像杨树枝一样摇摆。30年来,李德才如布道师一般,不厌其烦地寻觅着人群最密集处,开启他激昂而冗长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只有一个:红色语录。
政府大院前,他对着来来往往的公务员高呼:“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
体育场里,他跑着步,一遍遍地大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田畔地头,他笑着热情鼓励田里的农民:“备战备荒为人民!”
就连在街头有人打架,他也会冲上前,拦下两人,正经严肃地表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有时,他也会得意自夸:“马克思的博才,毛泽东的天才,刘少奇的文才,周恩来的人才,张春桥的口才,都不如阳高的李德才!”
阳高四中历史老师朱凯仍记得三十年前读小学时,李德才就曾闯进学校,在国旗下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他没想到多年后已为人师,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仍怀抱着坚硬的革命情怀并试图影响他人。
小城里的人很早就窃窃私语,说李德才“精神有毛病”、“学毛主席语录走火入魔了”……朱凯却不这么认为,平日里的李德才和善、勤快,言语清晰,种菜为生,常推着个小推车走街串巷,“他只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
教了十多年的中学历史,朱凯清晰地感知到那一段红色记忆在几十年间不断地流失。课堂上,关于文革,他只用十五分钟就讲完了,对于学生来说,那只是一个没有任何附加意义的名词;孩子们对经济话题更感兴趣,比如宋朝有没有夜市。
朱凯和他的同龄人能理解李德才身上“很可贵的忠诚”,但90后的学生们则将老人视为了“疯子”。听着李德才演讲长大的朱凯轻易就察觉到自己与时代的改变,这位“世界上最无奈的演讲家”却将记忆的时针固执地拨停在了“红色年代”。
李德才的死亡在小县城里泛起波澜。有人猜测老人的自杀,源于其视为珍宝的毛主席像章被盗;也有人估计老人身患绝症,担心无人照料而选择自我了断。更多的人则沉入了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情绪。百度阳高贴吧里,网友“笨无烦”留言说:“每次看到挂满像章的他自豪地走在阳高的大街小巷,高声背诵着熟悉的词语,让我一次次想起那个疯狂的年代和疯狂的人,我们从疯狂中走出,而李德才却永远留在了疯狂中。”
十余平米的阴暗小屋里,李德才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全部遗产是:5本泛黄起皱的毛泽东选集,二十多个仅存的毛主席像章,一本贴满了百余幅毛主席照片的影集,以及6幅楠木相框的毛主席画像。遗物放在一个半米高的红褐色米缸里,米缸里没有一粒米。
火红的青春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李德才被选为队里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这份差事让他每个月轻松地就能拿够工分,并能多分些白面。
李德才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四十多年前的“wenge”期间。
清朝时,他的父亲李绿曾在衙门当差,后来回家做了农民,母亲张慧英则是缠着小脚的旧时妇女,贫瘠的土地及6个子女让这个家庭陷入困苦难熬的境地。邻居张明树至今记得,李德才一家是方圆几里最穷的,全家8个人躺在一铺炕上,几口人盖一床被。土屋里,窗户破烂裂缝,风刮一夜之后,只有人躺的地方还干净着。
革命时代的降临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1950年,喧嚣的锣鼓声中,9岁的李德才目睹着父辈们烧掉了旧的土地契约,换回了新的土地证。李德才得以读完小学,并在逐渐成熟后担起一家重责。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阳高县展开,李德才进入了西北12队,聪明好学的李德才被领导选为队里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这份差事让他每个月轻松地就能拿够工分,并偶尔能多分些白面。
家里人都能吃饱了,年轻的小伙子兴奋莫名。那年10月,李德才与张明树参加了县城组织的15万人庆祝游行,第一次看见了满天的焰火。张明树还记得那晚,17岁的同伴望着火光映红的天空,一遍又一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直到喉咙沙哑。
每晚收工后,小队里六十多个年轻劳动力,都要聚集在龙王庙街的一间小屋里开会。煤油灯下,人们面对着墙壁上贴着的毛主席画像,在队长叶洪如的带领下学习中央精神和毛主席语录。
这是李德才人生最为漫长且充实的学习阶段。几年后,这群庄稼汉的情绪开始懈怠,总有人在唱歌时趴在炕上睡觉,李德才却始终是最严肃的一个,毛主席语录背得最熟。邻居到他家串门,也会发觉四面墙壁都挂着或大或小的毛主席画像。
也是从那时起,他的胸前一直佩戴着毛主席像章。
后来,大哥结婚分了家,父亲及二哥患病去世,几个姐姐也相继出嫁,只剩下李德才与母亲二人相依为命,但这位勤快的民兵与毛主席的热烈崇拜者,仍然沉浸在自足而稳定的快乐中。
24岁时,邻居张明树给李德才介绍了个对象,多疑的母亲担心媳妇对自己不好,孝顺的李德才把婚事推掉了。旁边的人劝他早结婚早生小孩,可以养老,他笑着说:“毛主席说了,不管工人、农民,60岁就退休,有国家管着。”
私下里,李德才偷偷对张明树说:“以后生活好了,还可以娶个知青嘛。隔壁生产队有好几个人就娶了城里来的媳妇。”
原以为未来会像花儿一样展开的李德才,却猝不及防地一头撞上了时代的巨变与生活的逆转。1976年9月,李德才与数万群众在新建好的县城文化馆前,顶着细雨,痛哭着告别了逝世的毛主席;1982年,土地下放,生产队将机器售卖后,也随之解散;1984年,年过七旬的母亲病重去世。
李德才分到了两亩田,却过起了伶仃一人的生活。在阳高人的眼里,自1980年代开启,李德才就像被斩断了根的树,生命的时钟永远停滞在记忆中的年代。
不合时宜者
“这里有没有卖毛泽东语录?”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生气地指着书架说:“《盗墓笔记》,怎么能卖这种大毒草?”
古长城边上的阳高,曾是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宋与契丹、明与蒙古相争的军事重镇,也曾有过城墙高耸、哨兵游弋的繁华时代。建国后,阳高褪去了昔日荣光,成为农民占到八成以上的国家级贫困县。
然而1980年代以来开启的经济浪潮,也席卷了这个偏远的县城。30年来,低矮的平房、泥泞的沙石路如蝉蜕一般消失,崭新的商品楼、广告牌、酒店、KTV拔地而起,整个县城陷入了狂飙突进的城市化洪流中。
如今,阳高县城居民能收看的电视节目从12套增加到51套,固定电话从1978年的560户发展到4.4万户,移动电话用户数也已超过5.5万。李德才仍终日操持着两亩菜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试图如以往一样生活。当他推着小车走进阳高县城,却发觉他成了阳高县城里不合时宜的守旧者与游荡者。
他卖菜羞于与人讲价,遇见老人还免费赠送,这让他仅能勉强维持温饱;他游走于大街小巷,收捡人们丢弃的毛主席像章或其他“文革”遗物,最终收集了一两百个像章,装满一个小布袋。
干完农活之余,他穿上了军装,戴上了毛主席像章,成了人们眼中那个精力充沛、脾气粗暴、爱管闲事的李德才。
他有了最为著名的一句口头禅:“该治理整顿了!”
龙泉派出所的民警董翔曾看见他对着几个正没收小贩推车的城管,大喊着:“你们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给人民添乱的!”
阳高五中学生曾少平常在新华南街十字路口遇见李德才,他正在吹着哨子,站在拥堵的车流中,挥舞着手臂,指挥交通。
西街一家书店里,店员李萍萍则在一个下午碰到了推门而入的李德才,他问:“这里有没有卖毛泽东语录?”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生气地指着书架说:“《盗墓笔记》,怎么能卖这种大毒草?”
更多的时候,人们会看见李德才站在县政府门口,针砭时弊,指点江山。
二十多年来,李德才就像怪异的雕塑般出现在阳高街头。人们看见他最后一次站在政府门前,是2009年开始的旧城改造。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旧城改造中,大南街、大北街、辕门街等主干道不复以往,共有22.3万平方米的建筑被拆掉。最让李德才痛心疾首的,则是县文化馆的消失。
建于1974年、占地1400平方米的文化馆是阳高县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李德才心中的圣地。他曾在这里哀悼毛主席的去世,也最爱在此发表演说。
李德才最终发觉他无力阻挡文化馆的被拆。2011年冬日的某一天,小贩董俊强看见李德才站在文化馆的瓦砾堆里,低着头,茫然发着呆。在他身后,高高竖立着“阳高CBD商业核心地”的广告招牌。
棺材里的像章
外甥秦东武操办了老人的葬礼,合棺前他小心地将仅存的二十余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了狭小的楠木棺材中。
李德才70岁之后,患上了高血压及脊椎病,引发了双手强烈的麻木疼痛。他无法再骑车,也不能再种菜。他只能将地租给了外甥秦东武。靠着每年七百多的土地租金和六百来块的低保生活着。
在人生的最后一年里,李德才在阳高街上继续游荡。就连在邮政局门口整日闲坐的老人也瞧不起他,认为他“落伍了,陷在旧时代里出不来”。
他曾去县里肉联厂找侄子李宁借钱,二楼的窗口涌出很多人头,对着他笑嘻嘻地指指点点。侄子不愿意见他,掏出10块钱,托人递给他。
“他沉在过去,可我得想着将来。”李宁承认很难理解叔叔的怀旧,他自己的父亲在阳高一中当了一辈子的伙夫,“文革”期间死的时候,工资不到30块,一家人根本吃不饱。如今他在一家私营公司帮忙收购农副产品,每月赚一千多元的外快。“如今就算是打工,过得也挺舒心。”
李德才仍热心管闲事。2011年11月,在天池超市门口,李德才碰到了一个正在喝酒的男子。他如往常一般走过去,劝对方“喝酒适量,好好生活”,却招来了一阵毒打。冲动的年轻人用30厘米长的铁板,一直往李德才头上“啪啪”地敲,直到晕倒。最终,可怜的老人被缝了二十多针。
而更让他陷入莫名愤怒的,则是毛主席像章的被盗。几十年来,李德才收集了近两百个款式各异的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被他视作珍宝,用毛巾擦拭得发亮,并小心地装在一个布袋里。
这些红色纪念品曾在二十年来被人随意丢弃,却在最近5年成为了利润丰厚的商品。金光街古玩店的老板陈强说,一个质量较好的毛泽东像章,如今可以买到两百元。如果成套,价格更高,购买的一般都是外地顾客。
曾有人想要购买李德才的像章,却被他用“斗私批修”狠狠顶回。他只会偶尔挑选一两个,送给为他看病的医生,或曾帮助他的人。
不料2011年12月,在他外出闲逛时,盗贼撬开了铁锁,拿走了布袋。李德才只留下了身上带着的二十余个像章。
李德才病倒了,侄子李宁去看他。李德才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
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李德才似乎陷入了对未来的莫名恐慌。2月24日下午,阳高中医针灸诊所的医生吕军在散步时,遇到了颤巍巍走在街上的李德才。像被夺走了魂魄,他口齿模糊地说:“医生,我手麻,我手麻……”
2月25日早晨,邻居张明树最后一次看见李德才。他依旧低声且恍惚地说:“我手麻,以后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长期的贫困、孤独击倒了李德才,疾病及老无所依的恐惧似乎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让老人倒在了无人问津的死亡里。外甥秦东武操办了老人的葬礼,合棺前他小心地将仅存的二十余枚毛主席像章,放在了狭小的楠木棺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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