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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启蒙欧洲,西方现代思想溯源
发布时间:2020/7/14  阅读次数:437  字体大小: 【】 【】【

     ★作者:周天灵宇  

    

     公元1405年7月11日(大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福建闽江口长乐太平港,240多艘巨大舰船列阵以待,云帆蔽日,接天连海。太平洋上刮来的阵阵季风,吹起船头上的大明帝国皇旗大纛猎猎作响。“起航——”!随着声声号角,这支当时无敌于天下的强大舰队扬帆而发,一路向西,驶向茫茫大洋。挺立舰首的郑和可曾料想,他的远行,极大地改变了此后东西方历史的走向。

  

     郑和所率领的,是当时世上最为强大的海上特混舰队。《明史•兵志》载:“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长150余米,上下四层,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船只。整个舰队有2万7千余人,规模庞大,包括指挥、航海、外交贸易、后勤保障、军事护航等多个职能部门。当前最为强大的美国海军航母联合舰队,一般才有7-11艘舰艇、6500人左右。著名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对此赞叹不已:“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与满载着杀伤性武器弹药的美国航母联合舰队所不同的是,大明王朝的这支庞大舰队,满载的是中国出产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西方所艳慕渴求的物品。这支具备强大武力的舰队却不是军队,在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战(船队泊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欲杀人劫财,遣使诱骗郑和入城,随即发兵五万围攻船队,并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用围魏救赵之法,率随从二千兵士取小道突袭王城直捣敌巢,生擒亚烈苦奈儿,押回中国。永乐帝赐予其衣食,并放其归国),充分体现了“和平互利”、“以和为贵”的中华传统,以及“四海一家”、“宽厚体仁”的中华文明。郑和舰队的目的不是为了去殖民、去侵占、去掠夺他国的土地和财物,而是秉承着永乐皇帝“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交流之精神,中央之国友好慷慨地将中土富饶的产品和先进的文明成就播撒到世界各地。郑和在印度半岛的古里(今天印度的科泽科德)立下了代表和平、友好的石碑,“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而六十多年后,一支由葡萄牙冒险家达·伽马率领的只有四艘船只所组成的船队也来到了古里,这些葡萄牙人上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别人的土地上竖立了一根标柱,宣示葡萄牙的殖民主权,然后四处劫掠香料、珠宝等财宝,由此开启了西方对亚洲的血腥殖民之路。为了攫取殖民利益最大化,达·伽马大肆驱逐阿拉伯商队,在坎纳诺尔附近海面上,达·伽马捕俘了一艘阿拉伯商船,将船上几百名乘客,包括妇女儿童全部烧死。据一名葡萄牙目击者叙述:“……在持续了长时间的战斗之后,司令以残暴和最无人性的手段烧毁了那只船,烧死了船上所有的人。”由于其丰硕的殖民掠夺“功绩”,达·伽马被葡萄牙国王封为伯爵、印度总督。  

     西方文明中大国的崛起之路,几乎都伴随着血腥的殖民杀戮、野蛮的武力征服、残酷的奴隶贸易等等斑斑劣迹,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对美洲大陆印第安人、印加帝国的血腥残杀,荷兰、英国、法国等对非洲大陆长达数百年的残酷奴隶贸易贩运......与野蛮血腥的殖民者所受到的抵抗不同,郑和舰队所到之处,人们纷纷扶老携幼,热情地欢迎远道而来、带来文明与财富的东方客人。强大而不欺凌,富足而睦四邻,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气度与历史底蕴。这种征服,不是暴力的制服,不是武力的压服,不是恐惧的慑服,而是先进文明的征服,是出自内心的佩服,是由衷而发的敬服。本期人类文明有史以来,世界上曾经崛起称雄的强国之中,只有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殖民海外劣迹的大国。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中国这种具有数千年天道文明史的国家,才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抢掠称霸只能一时,归化人心才可以永久。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宗旨:以德服人。

     西方各国为了获取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争相与中国贸易,所产的白银基本上全都汇集到了中国,那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全世界贸易总量的50%。而大明王朝物阜民丰,制造业强大,没有太多物品需要进口,因而产生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以郑和下西洋为启端,中国在15世纪成功地塑造了世界经济秩序,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中央之国、世界领袖。

     国人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近代百年来所遭受的屈辱铭刻不忘,然而同样也需要知晓,我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期,一直都享有着世界领袖的无上荣耀。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为强大、最为富庶、最为文明的国家。此时的欧洲,还笼罩在中世纪罗马教廷的黑暗神权阴影之下,东罗马帝国奄奄一息,英法百年战争激战正酣,哈布斯堡家族野蛮统治,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而强盛辽阔的中央之国,以其先进的文明教化、富饶的物产经济,为世界所认知、羡慕、称颂而敬服。她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带来了威服四海天下归心万邦来朝的光辉时刻。

     永乐年间,东南亚及非洲国家使节来中国一共有三百余次,平均每年十余次,盛况空前。一些国家,如苏禄国、浡泥国、满剌加国、古麻剌朗国,每次都是国王亲自带队,率领几百个使团成员,在中国一住就是数月。有三位国王在出访中国期间病逝,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他们是如此地仰慕华夏文明,“托葬中华”成为他们共同的遗愿。而明朝政府尊重他们的遗嘱,按照亲王之礼将他们厚葬于中华大地。贵为一国之君,竟选择死后埋葬于中国,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琉球群岛诸国:中山、山南、山北,以及锡兰等国,也纷纷遣使来华朝贡,学习中华先进的文化。锡兰王子后来干脆定居泉州,并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成为当地望族。

       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新航路,沿途一路播撒下了中华文明,为此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传播交流和贸易通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明嘉靖年间,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完成《亚洲史》1——3卷,把中国的情况向欧洲作了介绍;1585年(明万历13年),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大中华帝国重要事物及习俗史》。这是郑和开辟新航路之后,欧洲人记述中国资料的最早的历史书籍,由此揭开了东方思想、中国文献传递、播撒到欧洲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注释了《四书》,撰写了《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

  

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在其《中华帝国史》的著述中,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

  

1661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将《大学》、《中庸》、《论语》汇总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洲。这是系统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

  

1697年,英国学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他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顺应自然。

  

1699年(清康熙38年),穿着一身清朝官员朝服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从中国归来,在欧洲出版了《中华帝国史》,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记述。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字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白晋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这两个深藏易学秘义的图像带回欧洲,引起了当时正为创造乘法机而冥思苦索、无路可走的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的极大兴趣,他发现,八卦由坤卦经艮、坎、巽、震、离、兑到乾卦,正是由零数到七,这样八个自然数所组成的完整的二进位制层数形。八卦中的“一”叫做阳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1”,而八卦中的“--”叫做阴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0”。六十四卦正是从0到63这六十四个自然数的完整的二进制数形,在数学中八卦属于八阶矩阵。这些启迪他完善了二进制的学术思想,提出了计算机原理“数学二进位制”,为发明电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出版了《中国现状新志》和《论中国礼仪书》两本书。  向欧洲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等现状。

  

博大精深的中华《易经》传入欧洲后,对西方的思想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启迪和促进。哲学大师黑格尔感叹道: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乃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西方学者把“易”字解释为“钥匙”之意,可见《易经》在西方哲学家心中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由此,全球许多国家兴起了学习《易经》的热潮。

  

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之一荣格对《易经》也极尽赞美之词:“谈到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有颇多相同的地方。”

  

中华文明、东方思想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叶的欧洲,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和解放的浪潮。包括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黑格尔等一批重量级的欧洲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都在热切地学习、研究中华文化。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的传播,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思想家在罗马教廷的宗教黑暗统治下寻求光明的思想,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东方思想的传播,让欧洲人首次对自己此前所认知的世界产生了怀疑。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而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打了上千年。西方人发现,原来我们一直所信奉的宗教并非为中国人所认同、信奉,基督教只是影响到这个世界较小的一部分人。古老而强大的中华帝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其人口总数甚至比整个欧洲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中国人不信奉基督,然而却比欧洲更加富裕、强盛和文明,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的事件啊。西方人首次发现,没有所谓神的启示,中国人竟然也可以理性、强盛而富足地生活着。在西方帝国的统治者们主要依靠宗教权威来威吓统治的时候,中央之国的君主,却在运用理性的道德权威来治理国家,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中国的道家思想、儒家学说、世俗皇权都一致提倡、尊崇天道天理、施行道德仁义。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和儒家的道德伦理治国,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远远比西方的贵族骑士世袭制度更为先进。中国的各个王朝,自汉代以来,即注意在全国各地求取选拔人才,共同参政。王朝政府的大部分组成官员,都是原本来源于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讲究举贤任能。政府官员来源于社会,政民一体。这些发现,在欧洲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对于反抗当时西方宗教的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儒家学说关于人性、道德和自由的论述,更是对基督教中的神权统治的强大反制。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初期,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起到了极大的启迪与推动作用,沉重地打击了罗马教廷的权威,为西方世界的思想启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装与文化养料。  

  

于是,一场无法遏止的思想解放的大革命,在欧洲各国如火如荼地迅速展开。欧洲大陆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老子的道家思想、孔子的儒家学说、博大精深的易经、悠久的中华历史、华夏的风俗礼仪,一时都成为西方人学习研究的对象、谈论的话题、崇拜的偶像,和创造的灵感。仅十八世纪的前期,欧洲一共出版了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政治、社会、风物的著作近600部。在郑和新航路开辟之后,经过两百余年不断地传播和酝酿,中华文明、中国思想终于在十八世纪的西方,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西方的思想家,直接运用学习到的中华文明东方思想作为武器,对中世纪基督教的宗教神权,发出了一轮又一轮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这场十八世纪的西方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西方国家现代文明的基础。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领袖,他大声疾呼法国社会要“全盘中化”,向中国学习!全面引进、施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伏尔泰对中国的道德与社会制度非常向往,对中国文化的宗教观表达了倾慕与赞赏,对西方基督、神学统治进行了大力的抨击。他由衷地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力的思想,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这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对于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生活,他感到非常的遗憾。伏尔泰最为崇拜的人是中国的圣人孔子,他认为孔子是全部世人,包括西方人唯一的师表。伏尔泰把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在自己的礼拜堂上悬挂孔子相,写诗赞美,朝夕礼拜。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适合理性的人们去学习,用以指导人生和社会治理。伏尔泰提倡以中国的文化为标准,以中国为理想国,将全欧洲进行彻底的改造。

  

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伏尔泰十分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称赞中国哲学:“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说,更没有诅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条。”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他发出赞叹:“相信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伏尔泰认为,理性精神就存在于中国思想。他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有什么道德准则比它更美?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孔夫子更有价值的立法者了。”“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的著作,并做了笔记,我觉得他诉诸道德,而完全没有对奇迹的说教或对宗教的借喻。”伏尔泰还以中国的治理模式为范例,揶揄欧洲的国王们:“你们在听到中国以德治国,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该有何反应?你们应该肃然起敬,感到脸红,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摹仿”。

  

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说:在中国,道德成为唯一宗教。他主张,欧洲国家应该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以中国思想的理性道德观念,来代替基督教神权观念。霍尔巴哈宣称,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奉为楷模。法国要想繁荣,就必须以儒家的道德来代替基督教的道德。他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

  

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信奉自然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具有悠久而独立的历史传承。莱布尼茨受《周易》中卦象的启发创制的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计算机语言的基础。他认为,正是中国的思想,才得以使欧洲觉醒。

  

英国科学大家李约瑟认为:“当吾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有感于孔子之学说。”;法国学者Isabelle  et  Jean  -Louis  Vissiere写道:“世界史是随着中国而开始,文化、科学、和艺术也是随着中国而发明的。中国的优越性在所有的领域中都闪闪发光,如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领域。……中国几乎在我们所知甚少之前,就发明了所有的艺术。……中国经过科举制而选拔的官吏是一批真正出类拔萃者、千年智慧和宗教哲学的占有者。”  


西方的启蒙运动中,中华文明的人文思想和道德观念深深地征服了欧洲。经过100余年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学习和吸收,启蒙思想家通过努力,特别是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将启蒙思想推广到了全欧洲,这些思想终于逐渐成为了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西方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终于彻底告别了中世纪的阴影,真正进入了现代社会。    

  

处于封建时期的欧洲各国,沿袭了中央之国的分封等级制度。不少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很多都有对欧洲王室公爵、候爵、伯爵、子爵、男爵的叙述称谓,而这些等级爵位制度,恰恰是完全照抄了中国商周时期的礼法制度。《礼记·王制》有载:“王者之制禄爵,公候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候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显而易见,是西方人抄袭了中华文明商周礼法的“公、候、伯、子、男”的分封建领制,而不是中国学习借鉴西方的爵禄管理制度,为什么呢?看看时间表就会清楚明白。在中国的圣人于商周时期制典作乐颁行礼法以德治国教化万邦之时,欧洲人尚处于未开化的原始状态,还在森林里瞎转悠呢。欧洲的封建制度源起于中国,这是西方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然而却是毫无疑问的。西方很多学者为什么对这个毫无疑问的事实不愿意面对呢?因为这会推翻西方的文明中心论,打击到西方的文化自信。

  

当今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起源于中国,这也是在政治学界得到举世公认的。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都是学英国,然而归根溯源,英国的文官制度却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最早向西方传播介绍中国文官制度的,是元朝的马可波罗和明朝的利玛窦。在中世纪的欧洲,官员们几乎全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很多国家、城邦连行政机构都没有,更别说什么文官制度了。直到1731年,中国的这一套行政治国之术被英国全面学习、模仿。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应被作为对真正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黑格尔认为中国政治公平而高效,是欧洲人学习的榜样,他写到:“国家公职都由最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所以他国每每把中国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就是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的。”

  

一代雄主拿破仑高度评价中国及中华文化,他说的“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已经成为举世皆知的名言。法国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了1795  年宪法。而在1998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写进100多个宗教组织共同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纲领。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博爱、法制、和平”这些理念都是产生于西方的,是欧洲将现代文明传到黑暗落后的中国的,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仔细梳理历史的真相后,将会发现归根结底,“自由、人权、博爱、法制、和平”这些理念的产生,都是来源于中华文明,是由中国传到西方的。

  

“自由”、“人权”的观念来自于儒家学说里的“仁”的思想。仁的内容包涵甚广,核心是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要求人们互存、互助、互爱,其基本涵义是指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儒家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形成仁政说。儒家思想里的“仁”,包括君王、君子所应当具备的德性与德行。孔子教导仁义,主张用道德来教化百姓,引导人心,修行品格。

  

儒家学说里的“仁”重视人权,从满足人的生存发展和物质欲求的实际需求出发,提倡富民思想,强调先富后教,使民从善,然后政权得以稳固。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儒家重视民本,认为民生是治国之本,民以食为天,衣食足,有恒产才有恒心。满足了百姓的衣食需求,国家才能稳固而得到治理。

  

儒家从重视民生出发,倡导富民思想。儒家经典《周礼》提出“保息养民”的六项措施,即“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孔子更提出富而教之的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主张使众多的人民生活得到满足而富裕,然后施之以教,使人民有道德,把富民作为施教的前提和基础。孔子还把富民与利民、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利益联系起来。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利民、富民、保民、爱民,体察和顺应民心的向背,这是儒家富民思想的特征。孟子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物质?聘坏玫胶艽蟮姆岣缓吐悖傩栈褂胁蝗实穆穑柯懔税傩盏纳钚枨螅怪蛔悖突崾姑裰诖锏饺实木辰缍病6袂钤蛘蚱鸨┞遥岩灾巍?杉窀徊拍芄玻估习傩瞻簿永忠怠?/span>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人权精神,如孔子讲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等。仁义、人道、人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

  

“法制”的观念来自于儒家学说里的“礼”的思想。孔子认为礼作为规范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的基本制度,礼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恪守既定的社会关系,也赋予他们一定的道德责任。礼在很久以前就存在,并且在将来也会永远存在下去,礼治是永恒的。孔子主张,所有的人都要按照礼治规定,等差有序,各处其位,各奉其事,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遵循礼的角色规范,规范言行,履行义务。使社会民众各安其位,谨守各自的名分,“齐之以礼”方可“天下有道”。儒家思想里的“礼”,体现了法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见《论语·泰伯》)翻译为白话就是:“只是恭敬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徒劳无功;只是谨慎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畏缩拘谨;只是勇猛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说话尖刻。在上位的人如果厚待自己的亲属,老百姓当中就会兴起仁的风气;君子如果不遗弃老朋友,老百姓就不会对人冷漠无情了。”孔子认为,要恢复社会的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实行“礼”。故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翻译为白话就是:“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但不论大事小事只顾按一团和气的办法去做,有的时候就行不通。为和气而和谐,不以礼来节制和气,也是不可行的。”儒家思想的“礼”说,这种秩序精神是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因为秩序和制度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

  

“博爱”的观念则来自于儒家、墨家所提倡的“仁”、“兼爱非攻”、“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君臣、父子、兄弟都要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爱自己,也要爱别人。这是由儒家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发展而来。“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分别为恭、宽、信、敏、惠。以仁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则是: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

  

“和平”的观念则来自于儒家学说里“王道圣治”的思想。儒家学说强调以仁政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圣人治理,反对以武力服人的“霸道”政治,拒绝暴力,反对战争,这些都是儒家仁政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是汇集了历代先贤圣人对于天道的体悟而提出的人间之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修品德,行仁义,公天下,抚八方。执雌持下,厚德载物。制世间礼仪,定人伦秩序。颂天地浩然正气,虽强梁莫可违逆。唯天心向善,教人道维和。仁之至也,须臾不可离。

  


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列出了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便被列为十大思想家之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他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第一人。可见即便是在西方人自己的眼里,佛陀、耶稣、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一系列先贤大哲都不能居于孔子之前。孔子之所以被称为“至圣先师”,是因为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不仅是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如果没有孔子为人们提供一套思想道德价值规范的话,那么至今人类还生活在弱肉强食的蛮荒丛林阶段,是孔子的儒家思想的出现使得人类步入以理性、道德所引领的社会。

  

法国学者谢和耐指出:“中华文明曾长期引导广大人类,馈赠世界予文化、技术、人生观与世界观,圣哲思想与政治制度。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均属同一文明体系。但中国的影响范围要广得多:传至蒙古与阿尔泰之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远播至中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其影响还播及更为遥远的地域——西方。后者迄今仍借鉴中国,却未意识到此点。西方并不了解从中国获得的益处,倘无此借鉴,西方就不会有目前的局面……。中国提供了第一个秩序井然和富强国家的榜样,她似乎基于理性和自然法,而非依靠基督教。中国对现代政治的形成有着极大贡献,其基本制度亦为欧洲所模仿。……事实上,中国的启迪并不限于政治社会思想、制度、制度等领域,而极有可能推动现代科学思想的形成。”

  

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中,介绍、研究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等中国先贤的书籍被大量翻译,在西方思想界流传,中国思想解放了整个欧洲,使得西方人的精神摆脱了愚昧,获得了自由。通过对中华文明儒家思想的学习、吸收,欧洲酝酿发展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自由、人权、博爱、法制、和平”等思想。

  

那么,为什么“民主”、“平等”这二个理念不是来源于中华文明,不是由中国传到西方的,而是由西方人自己提炼、总结的呢?为什么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等中国圣贤不提“民主”、“平等”呢?这其实是个关于天道治理的重大问题,在天人学周天灵宇著作《天机揭秘之六——中国崛起与世界变局、文明引领与天道治理》http://blog.tianya.cn/post-7212192-128591201-1.shtml    的第六章“天道文明与天道治理”中,将会有明确的说明。

  

我们的宇宙经过了亿万年的发展历程,不知多少轮的人类文明史沉浸掩映于其中,累积造就出了天道文明的底蕴和高度。看了天人学周天灵宇著作《天机揭秘之(三)---从易经探悉人类文明进展谜局》http://blog.tianya.cn/post-7212192-115043767-1.shtml      就会知道这些圣贤都是些什么人。穿透历史的是人性,引领未来的是天心。人类历史发展的本相,就是一轮宇期人位灵魂集体的人性意识修行进化的历程。历史从来不做错误的选择,因为历史是处在天道的掌控之中。上天掌控、引导人类文明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天机节点),安排高层天人转生圣贤下世,作为思想家,传布天道,晓喻天理,引导历史朝向天心所指的方向发展进化。故孔子曰“天生德于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道自己身上承担了上天赋予的使命,所以必须游列国推天道,著儒学宣仁义。天命,是上天的命令,就是天道规矩。“大人”是天命在世间的贯彻者,而“圣人之言”则是天命在人间的传承和记录。中华民族做为承天之族,所有文化的根都在天上。作为本期人类历史发展主文明的中华文明,上天对于传下什么样的天道教化,那是深有布局、早有安排的,绝不会传下错误的东西。比如八卦易经道德经,那不是写下来给当时的世人理解明白的,而是留下做伏笔,作为人类历史的指路标牌,指引着文明发展方向的。等到全部真相大白的时候,本轮剧集将宣告结束,就到了“下集再见”的时候了。问大家一个问题,儒释道耶四大宗派,都是有一个明确的创始人。这四位圣贤在人类文明开化的早期就下世传法,道非常道名非常名,不辞劳苦周游列国赤足托钵万里奔波,甚至为唤醒世人灵魂,不惜以身殉道。而目前几乎被作为宗教信奉的“唯物论”,却是从欧洲传来的舶来品,是一个没有明确创始人的宗派,大家想想,这是为什么捏?

  

受到西方中心论者、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长期洗脑和迷惑,一些无知无识的中国人对于中华文明持一概否定的态度,盲目自卑毫无骨气,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就是西方的洋苍蝇,长得都比中国的苍蝇要“科学”。这些断掉精神脊柱的人可曾知晓:早在1000多年之前,中国对西方输出了四大发明,才使得西方社会告别了蒙昧原始。在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当西方人还在海边捡着贝壳以充货币之时,中国人已经在使用着政府的“中央银行”正式发行的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流通使用的纸币,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在中国人开科取士举贤荐才以德治国教化万邦之时,西方人还处于野蛮蒙昧黑暗残暴的中世纪农奴社会世袭贵族骑士制度之下。郑和之后300年,西方人通过吸收中华文明,学习中华文化,才逐渐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形成了现代思想文明。西方人由此,才得以进入现代世界。

  

忘却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在历史发展的绝大部分时期,古老的中华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于当时的西方及世界。中华文明持久而深刻地影响、塑造着西方文明,这才是人类历史的发展主流。回溯历史的长河,我们就会发现,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主要思想源泉。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的精神导师;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是西方文明启蒙发展的思想教父。

  

  

本文节选自天人学周天灵宇著作《天机揭秘之六——中国崛起与世界变局、文明引领与天道治理》的第三章,全文共六章。

  

《天机揭秘之六——中国崛起与世界变局、文明引领与天道治理》完整版属于天人学晋阶资料,获取办法具体见天人学官方博客《天人学非公开晋阶文章获取办法》。

  

以道劝善,自度度人,福报积分!

    

  

★  作者:周天灵宇      2017年2月8日(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博客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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