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事件：中国现代化讨论

       1933年的这场“中国现代化讨论”的参与者，有国民党体制内的学者，也有同情中共的学者，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在抗战期间做了汉奸。这其实说明的是：这次讨论，是有代表性的，不是某一固定思想群体的自娱自乐，而很能反映当时知识界的一般认知：只有搞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前途。

民国“公知”：搞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前途

历史行进到1933年，摆在国人面前的有两大难题：1、该如何振兴全面破败了的农村；2、该如何解决因日、俄的步步紧逼而造成的民族存亡的危机。基于这两大现实问题，1933年5月，上海《申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当中发起了一场“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向全国的社会名流、学者发信约稿，征求意见。征文活动被限制在经济领域，以两个问题为核心：（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具备哪些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究竟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1933年7月，《申报月刊》2卷7号发表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共收录发表了26篇文章。概览这些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学者们对“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在回答经济政策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时，16位明确作答的学者，15位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1位选择了“纯粹的资本主义”。

祝伯英：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祝伯英是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其刊发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署名是“亦英”，题目是《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祝伯英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认为中国若要复兴，必须搞国家统筹的计划经济。祝氏说：

“如果要使中国真能现代化，消灭没落的气象，走上发展的道路，那只有将中国的经济，作全盘的改造，将先进的生产技术，运用来建立社会的全部。随意的今天一个钢铁厂，明天一个航空公司，任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演进，那是没有结果的。现代资本经济中，各业不平均的发展，尤其是工农业间不平均的发展，造成经济的浪费与破坏。有资者各自为政的各自投资，结果并不是全部经济的发展，而是强吞弱亡的经济破产。所以‘统一’的建设，是首要的原素。……这当然不是旧式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

所谓“‘统一’的建设”，实际上就是以国家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据此，祝氏不赞成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将中国经济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那么，这是什么道路呢？不是资本主义的方式，便该是社会主义的方式？我觉得单纯的肯定或否走，都不对的。现在阻碍我们上述的现代化的基本原素，就是帝国主义与中世纪的黑暗势力。我们的建设虽不是资本性，可是它应该是扫除这两种的压力的。我们建设的开始，虽然不就是社会主义，可是决不是发展资本经济。就在扫除这两重势力中，放下了基础，以便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这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不可能的。”

张素民：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只能搞社会民生主义

张素民是当时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光华大学经济系主任、浙江大学商学院教授等职。他应约撰写的征文稿题目是《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张氏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前提，则是实现“法治”：

“为什么法治是工业化之前提呢？因为法令章程无效，工业化就要立刻失败。例如契约一项，必须由法律强制执行，否则企业者毫无保障。至于揩油舞弊而可不受法律章程之制裁，则一切公私企业，必腐败而倒闭。不仅企业，其他一切政治和社会事业亦然。英美工业之发达，其基础完全在法治。……中国各种企业和其他一切事业之失败，其根本原因，恐怕是在执法者之不守法。”

“法治”的前提阐明之后，张氏继而论述具体的“现代化路径”。张氏明确表示，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社会主义道路”，又被张氏细分为最激进的“共产主义”，最缓和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居中的“社会民生主义”，张氏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是支持“节制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社会民生主义”：

“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上面已经说明了。假定我们能具备这个前提——能使法律章程有效，——则中国现代化应采什么方式呢？个人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我以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早已过去，本世纪各国的资本主义，都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所谓节制的资本主义，即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这与斯密亚当之自由放任政策完全相反。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宜急起直追，努力进行，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何况民穷财尽，私人资本寥寥无几呢？再退一步讲，即令吾国私人资本十分充足，有使中国现代化的可能，然我们若采个人主义的方式，我们必收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一切恶果，我们又何苦重走别人已经走错过的道路呢？所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在我们的现代化之计划中，当然在屏弃之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现代化的方式之选择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好听一点，即是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我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宁愿接受‘受节制的资本主义’一名词。”

“受节制的资本主义”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张氏说得很明白：“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前面说过，即是‘一切经济事业受政府的节制或限制，甚或由政府自办’。换句话说，即是统制经济。不过统制经济一名词，在英美不多见，而他们的事实，确是如此。他们只爱用‘统制’一个字，或‘节制’一个字。虽统制较节制为重，实则节制多一点，即是统制。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也含着统制或节制，我以为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即是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并对于私人企业随时节制。我们称之为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固可，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可，即称之为统制经济或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亦无不可。我所注重的，在实际，不在名称。”

董之学：中国“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

董之学是1930年代很活跃的一名学者；出版有《各国民权运动史》、《意大利大观》、《世界农业史》、《世界殖民地运动》、《今日之西藏》等多部政史类学术著作。他此次发表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董氏文章的思路，是先从廓清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入手——搞不清中国现在是什么，自然也就搞不清中国将来该怎么走。董氏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拥趸们将民国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称他们是“洋八股”；也不同意另一派将民国视做“封建主义社会”的意见，认为他们只会教条式地将欧洲的“中世纪”套在中国现状上。董氏的意见，中国现在应该是一个“混合社会”，资本主义成分、封建主义成分、帝国主义成分等等均有：“在城市，尤其是大商埠，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在农村则以封建剥削占优势，而连系城市与农村经济的，便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商业资本与买办资本。中国农村经济的炭溃，主要地是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与帝国主义商品的袭击。”

在这样一种社会性质的界定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复兴改走一条怎样的道路？董氏的答案是：“我重复说一次：中国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它也不是单纯的封建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它仅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复式社会，很可以而且需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至于什么是“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董氏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阐释，只是说：“非资本主义路线”的最终目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

杨幸之：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学习苏联搞社会主义

杨幸之是国民党十八军的一名干部，也是一名学者。他在《申报月刊》刊发的文章，题目叫做《论中国现代化》。杨氏将中国落后的主因，归结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与残余封建势力两重恶势力便是束缚中华民族使其不能前进的桎梏，而且此两重恶势力实际上已结成为一金字塔，最显明的事实是帝国主义者以军阀为爪牙，而军阀又倚帝国主义者为靠山，交相依庇，狼狈为恶。此一金字塔如不推翻，中国民族将永远落后，永远无法前进，其前途将更黝黑如漆不堪设想。”——作为南京中央嫡系部队的干部，杨氏所谓的“军阀”，很显然是指那些与南京割据抗衡的桂系、粤系之流。

如何实现现代化？杨氏的意见，是不但要改进生产，即实现“生产技术现代化”，而且更要改善分配，即“彻底改革社会制度”，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如何“彻底改革社会制度”呢？杨氏的意见是学习苏联，搞社会主义：

“目前横在我们眼前的有两个模型：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现在已临到第三期恐慌了，日薄崦嵫，历史早已为它掘好了坟墓，丧钟的撞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则正以加速的步武走向胜利的前途，第一次五年计划既已成功，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已开始。无论是工业劳动者或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所焦灼的，所孜孜以从事的，不是个人财富的累积，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建设巩固与世界社会主义之前途的争取。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对照，恰是两个世界，两个历史范畴。我想，假如我们不愿长此困于泥泞之中，则在这样的对照之下，何去何从？无论是谁，都该知所选择罢！”

戴霭庐：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戴霭庐是中国公学、上海中央大学商学院等高校的教授。他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几个问题》。文章旗帜鲜明地表态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戴氏说：

“现代化到联应该采用那一种方式的间题，大概是指来而言。以后如何，当然不容易答复，不过就主义而论，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未免和世界潮流背驰。许多现代化，根本上便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譬如现在关于农村的救济，大多数主张由国家或地方创设农民银行，由农民银行贷款于农民，但是其间非在各乡村设立合作社不可，否则便不容易放出款项。就这合作社而论，当然须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目前的中国，处于这过渡时期，关于那一种主义的方式为合宜，似乎不容易断。理想上我是主张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因为许多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根基的，一旦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是绝对办不通的。……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促进现代化，当然不免遭遇若干困难，然而决不可以气馁，如果已经决定方式，不可仍旧被个人主义所蒙蔽！”

罗吟圃：中国目前的急务是应厉行社会主义革命政策

罗吟圃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和媒体人，还曾做过国民党十九路军的高级干部。他刊发在《申报月刊》上的文章，题目是《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罗氏的意见非常鲜明：“中国目前的急务是应厉行社会主义革命政策，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罗氏说：

“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含义是废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尤其是主张社会大众应该握住国民经济的最高权，如土地、铁路、矿产、银行等。个人主义是承认生产机关的私有制度，主张自由竞争，倡导无统制的自由贸易。个人主义者动辄夸说个人的自由是个人主义的特征，个人如果不能自由，便要变成团体的奴隶了。可是社会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劫夺个人的自由，而是主张个人要自由，应该在以社会全体的自由为前提的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人才得享受自由，但在社会主义里面，真正的自由却是人人都得享受的。在中国目下的现况，无论从那一方面观察起来，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是万万不能施行的。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休生产。……如果能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

唐庆增：唯一主张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

经济学家唐庆增，是此次讨论中唯一一位旗帜鲜明地认为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者。其文章标题是《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唐氏的意见是：社会主义或许在未来的中国可以实施，但现在却绝不能搞，理由如下：

（1）社会主义，只适用于贫富不均的国家。社会主义重分配，而我国当前的问题是生产落后。经济进化有一定的程序，在贫困国家，第一步当设法增加其富力，财富丰盛之后，渐渐出现分配不均，需要由国家出面调剂，此时方才适用社会主义。

（2）财富的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不能达到目的。制约生产的三大要素，我国目前所缺乏的，是资本而不是人工及土地，所以增加资本，是今后的主旨。获利是人类的本性，搞资本主义，人民必乐于经营企业，获利愈多，则人民投资欲望越强，资本自然会增加；如果搞社会主义，则人民之获利的希望小，甚而竟致灭绝，如此则资本的积累就成了泡影。国人将永远陷于穷困而不能自拔。

（1）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必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

（2）自由主义也不适合中国。蒋氏的理由是：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换言之，蒋氏认为国人尚未完成训政阶段，还不能进入自由主义时代。

（3）中国现在的经济政策，不可好高鹜远，一味模仿苏俄模式。一者，苏俄公开的统计数据是不可信的；二者，中国与苏俄在国情上存在很大差异。

（4）与资本主义挂钩在一起的“个人主义”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词语。今人动不动拿“个人主义”做中国落后的替罪羊，是根本不懂“个人主义”的真意。“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

其他参与者的观点

吴觉农 （上海中央研究院学者）：“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应该采哪一种方式？这当然不是改良主义的个人方式，而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郑林庄（燕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全国计划掌握一切：经济计划不仅为工业极度发达国之必需，生产落后国要在最短时间完成最高的生产标准，则更为切要。……总上所述，我认为：中国欲在生产现代化上谋出路，其途径应是融和了生产机械化，合理化，计划化三原则，先达自足自供之经济的境界。”（《生产现代化与中国出路》）

樊仲云（中国公学教授）：“说到中国的现代化，在二三十年前，其意义不消说，就是资本主义化；但是在这资本主义制度已生破绽，濒于没落的今日，则无疑的是指那走向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而言。由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前提》）

李圣五（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日报》主笔）：“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应当采取社会主义的。要在有组织的生产，很公允的分配，使‘劳力’与‘资本’站在平等的地位。‘资本阶级’和‘劳力阶级’的划分，须积渐划除；私有财产制度亦应逐渐改革。于不破坏社会秩序之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条件与方式》）

陈彬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所谓现代化，固然只有个人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两个方式；然而个人主义的现代化中间，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资本主义宗祖国——帝国主义的现代化，一是殖民地的现代化，即殖民地化。中国的现代化，自然要排斥殖民地化与资本帝国主义的个人主义化，而采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方式与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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