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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财团与辛亥革命
白益民 王宇
中国过去的历史,很难用一条简单的脉络去勾勒。如果把中国历史比作一出戏,华夏儿女无疑是这出戏的主角,然而,诸多“配角”所发挥的作用,亦不能忽视。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我们重新回顾100年前那次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时,革命先烈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可歌可泣。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日本政府及其支持的财团势力,在辛亥革命前后亦曾扮演过重要角色。
趁虚而入
中国的封建时代,恰似一场又一场盛装大戏,台上封侯拜相,台下落寞潦倒。等到锣鼓停声,改朝换代,一切贵贱穷富,皆归乌有。大清朝也不例外,这场戏足足演了267年,到了1911年,终于演不下去了。
彼时清廷与西方列强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威信一落千丈。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在带来一定技术革新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腐败。宣统三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的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时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钱款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部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
然而与此同时,甲午战争的另一方——日本,却借此机会迅速发展壮大。借国力强大之东风,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财团不断扩张势力范围,最主要的交易商品除稻米外还有煤炭,并出口到上海、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在政府主导之下,三井与各地炭坑缔结独家贩卖契约,其承办数量一直增加。另外,对应日本纺织业的兴隆,也扩大棉花与纺织机器的进口。
甲午战争的获胜为日本带来庞大利益。首先以2亿3千万两的赔款金进行日本的金融改革,确立了金本位体制,拥有了能与欧美诸国竞争的经济力。同时由于领有了台湾与澎湖岛等殖民地,以及取得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并开放朝鲜的四个港口,开始开拓与独占台湾、朝鲜市场。这些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确立的契机,亦成为三井物产发展事业的契机。三井物产随着纯益增加和资金丰沛而开始金融活动,投资各种公司,并形成三井物产联合企业群。
独占东北 称霸上海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取得了南满的殖民权益。日本势力扩及到中国东北,取得了大连与旅顺的租借权,也接收俄国所拥有权益的中东铁路(自旅顺至长春),还获得鸭绿江右岸一带的森林砍伐权,安东奉天间的铁路使用权以及铁路沿线驻兵权。日本的财阀势力随着军阀势力踏入南满,三井物产亦随着日本势力进入我国东北地区,也随之开始开拓东北市场。三井系对南满大举投资,先后取得了鞍山铁矿和抚顺煤矿的开采权。
三井进入东北地区后,安田、三菱等财团的势力也尾随而来,安田在一年中的投资规模甚至一度超过三井的三年之和。明治三十九年(1906),日本财团已经完成独占东北市场的准备,而开始棉布、武器、砂糖、面粉等的贩卖,以及大豆、豆饼、杂粮等的收购出口。当时在欧洲大豆是肥皂原料,豆饼为饲料,需要量颇大。明治四十一年(1908),三井物产开始将大豆出口至欧洲,销售成绩非常好,获得成功。当时,在华日本财团的重要经办商品是煤炭、棉花、棉纱、棉布、蚕丝、砂糖、机械、金属器物、稻米、大豆、豆饼、木材等等。虽然所经办的商品五花八门,但这些重要项目是让日本财团势力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
霸占东北市场的同时,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财团也开始把对华资本输出的方向集中到上海。上海附近产蚕丝、稻米、棉花。纺织业是当时上海的支柱产业,各国纷纷投资。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寻找厂址是最令人头痛的。于是,三井把目光转向了底子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家兴办的纱厂,虽然规模不大,但还算有厂房、有设备,只要盘过来,投入一些资本便会产生活力,可以和英美人竞争。
1903年,三井看上了位于上海市区的大纯纱厂。这家厂距离三井在上海的据点三井面制厂很近,便于管理。厂虽不是资金雄厚,却占有很大一块地方,有伸展余地。于是,三井便开始购入大纯的股票,大纯股很快成了上海的红头股,价格直线上升。到1905年,三井成了大纯最大的股东。于是,三井便虚张声势,大量抛出股票。由于此时的大纯股正处于高价位,而三井作为大纯的第一大股东大抛股票,使其他握有大纯股票的股东对大纯丧失了信心,也一哄而上,猛抛大纯股。于是,三井趁着自己营造的低价位,马上大批购入大纯股票,从而完成了对大纯纱厂的收购。
居心险恶的政治投资
在经济领域进行投资的同时,日本也瞄准了中国另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政治。早在1895年,孙中山秘密策划广州起义之际,便经过英国人康德黎博士介绍,结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这年3月1日,在梅屋的联络下,他来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以争取日本对起义的支持。据中川提交日本政府的报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缺乏武器,需要步枪25000枝,手枪1000枝,欲求为之筹措。”
4月17日,中川恒次郎再次报告原敬孙中山来访事宜:“其后,孙文仍时时来馆,提出务欲我国予以声援,但从来与我方并无关系⋯⋯总之,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可见当时日本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并无太大兴趣,面对严重缺乏资金而四处求援的革命党人,也并无任何同情之心。然而,随着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日本政府及其背后的金融势力终于按捺不住,立刻主动提出愿为新政府提供贷款。
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之时,因西方势力不予支持,无法从各大银行获得贷款,经济上十分困窘。据胡汉民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请饷,竟发现“财政部”金库内仅有现洋10块。由此可见南京临时政府处境之艰难。
就在此时,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并且出奇地“积极”和“主动”。日本方面派出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等人从中撮合,提出南京政府以苏省铁路公司、汉冶萍公司、招商局为担保,向日本方面贷款的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大财阀阪谷芳郎也提出“帮助”中国筹建中央银行。条件是,南京政府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以阪谷芳郎为银行总监。集股成立后,资本金为日币1亿元,政府股份为3000万元,以官有财产为股份证券抵押,年利率6%。这个拟议中的银行,还有发行纸币的特权,特许有效期50年。
幸而此时,尚有一批头脑清醒的Z国实权派人物及时揭穿日本的阴谋。大实业家张謇致信南京政府道:“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民国政府建立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遗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矣!”
此后随着中..国政..局动荡,日本财团密谋投资中..国政..治的计划亦无果而终,但清朝灭亡前后数年日本财团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稳固经济势力,却成为该国日后发动侵华战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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