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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研究
发布时间:2019/6/26  阅读次数:654  字体大小: 【】 【】【

                                                                                        

               邓鸿丽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国外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研究

邓鸿丽


[摘要]研究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国外学者主要有三派,即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学者、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学者和马克思功能论学者。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派学者从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理论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的分析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学者从道德角度研究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福利问题;国外马克思功能论学者主要从资本主义政府对社会经济与社会福利进行干预的目的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福利问题。他们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彰显出了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价值,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   资本主义   福利国家


研究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国外学者主要有三类人。第一类人属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的代表性著作有:〔美〕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英〕伊恩·高夫的《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1979)、〔英〕克劳斯·奥菲的《近代福利国家矛盾》(1984)等。第二类人属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派,他们主要从道德层面分析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的思想,他们的代表性著作有:〔美〕艾伦·伍德的《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1972)、〔英〕卢克斯的《马克思主义和道德》(1985)、〔美〕弗洛姆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86)和《人的呼唤》(1991)、〔美〕艾伦·布凯南的《马克思、道德和历史》(1987)和《马克思与正义》(2013)、〔加〕尼尔森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1989)、〔美〕R.G.佩弗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和社会正义》、凯·尼尔森的《马克思主义和道德》(1989)、〔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道德荒野笔记》(2008)等。第三类人属于马克思功能论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论者等,他们从道德角度和资本主义政府职能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是一种保护和强化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策略,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是不公平、不正义、不合理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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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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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派学者从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理论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福利的分析研究。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性质和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剖析了当代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关系,诠释了福利国家未来发展方向。


伊恩·高夫(Ian Gough)对福利国家的本质和功能以及福利国家产生的根源进行了研究,提出通过增加与减少社会开支缩减、进行福利国家重组来解决福利国家危机问题。高夫认为,福利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产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它们必须维持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做出符合资本运行的决策和规划,而且它们左右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不是完全受资产阶级控制的。也就说,福利国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反映。因此,高夫提出从教育政策、社会保险政策、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私有化等四个方面进行重组,调整社会政策,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危机。[1]  但是,在高夫看来,私有化并不利于福利国家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由不同的要素构成,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和政策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福利国家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化身,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一样。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矛盾永远都存在,因为国家采用专制的手段控制劳工阶级,劳工阶级在福利国家中仍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阶级。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福利国家的矛盾,提出了福利国家危机管理的观点。奥菲认为,福利国家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具有极大的矛盾性:福利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它们必须依靠财政手段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否则就不能实现国家干预的目标。所以,福利国家使资本主义社会生存下去,但是,资本主义又不能完全依赖福利国家,这就是福利国家的矛盾。经过分析研究,奥菲把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危机归结为国家在缓和“劳动力的政治性再生产与资本的私人再生产战略”之间的冲突中所表现出的日益严重的无能。[2]  分析了福利国家的角色变化及职能矛盾,指出福利国家承担着两方面的任务,即资本积累和社会福利支出。所谓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积累,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社会福利支出是福利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持社会再生产的需要用于改善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福利的开支,包括救济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所产生的保障基金。资本积累和社会福利支出是当代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功能,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赖。这个矛盾在福利国家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一方面,福利国家通过社会福利支出保证社会稳定、满足社会再生产需要,增加资本的剩余价值,但由此产生的剩余价值不是归全社会所有,而是归垄断资本家所有,这就造成了福利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出现了收不抵支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国家的权力被私人资本家控制,私人资本家为了个人目的而加剧了财政的危机。每个资本家都想获得更多的生产利润,偷税漏税,由此增加了国家财政支出。国家为了控制财政支出,只有以税费的形式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一部分作为社会支出的预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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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派从道德角度分析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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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派从道德角度来研究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福利问题,阐明了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不公正社会制度的观点,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道德批判和揭露。


凯·尼尔森(Kai Nielsen)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正义的抨击理解为一种道德批判,并对这种道德批判进行了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异化、掠夺等手段剥削工人,使无产阶级生活得极其悲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及社会分工从一开始就使资产阶级等不劳阶级过上了一种奢侈安逸的生活,而工人们则生活在被压迫之中,作为机器的附属物每天异化劳动。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事实进行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正的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福利国家可以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但是却无法彻底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瑞典虽说是福利国家的橱窗,但是,它终归是资本主义国家性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不公正的。[4]  艾伦·布凯南(Allen E.Buchanan)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看作多方面的,其中包括道德劝解。他还分析了重建一种合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论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与福利的两个重要障碍。第一个障碍是马克思把资产阶级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压迫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要么继续压迫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无产阶级,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要么放弃他赚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机会。无产阶级要实现本阶级的利益,必须把由于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而过的痛苦生活作为革命的动力。第二个障碍是放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到现在,无论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能改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都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性质和社会的不平等。最终,福利国家不会改变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而是继续保持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这样只会让资本家损失很小的资本,而建立一个新制度会让资本家失去资本。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来说,福利国家的改良会动摇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虽然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给他们带来自身的利益和幸福,而由于革命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因此他们不去造反可能是合理的。[5]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lntyre)从人类本性的道德价值层面分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给无产阶级带来苦难的解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不是由于工人阶级工资下降而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因为资本家赚的利润少,不利于投资。这种解释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给无产阶级带来灾难的解释一样,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做法是人类本性的反映,马克思的经济学揭示出了人类本性的一般观点,因此显示其意义。但是,马克思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并不是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虔诚的补充,而揭示出了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的自由,下一个新社会特征是人类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得到满足,它们不再受经济上的限制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人类将会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人类的理想将会得到实现。在这一点上,应该将这些与以前对共产主义进行道德批评的论证建立起来。[6]  卢克斯(Lukes)把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两种道德”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一种道德是“公正的道德”,这种道德诉诸公正和权力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拒斥公正的道德,把它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和相对的。另一种道德是“自由解放的道德”,这种道德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它包含“福利和幸福”的自然价值,它期望“克服异化和实现人的本质或人性”,并且它幻想创造出“和谐的社会关系”。[7]  伍德(Wood)把马克思的“道德价值”如公正和平等与其所谓的“非道德”的东西如福利和自我实现进行了区别,并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把前者看成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是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无需通过任何意识形态的神秘性或虚幻性,而只需通过展示资本主义如何使人陷入饿死、奴役和异化状态。也就是说,只需展示资本主义如何破坏人的自我发展、成功和其他非道德就可以了。[8]  平克(Pink)从人道主义层面分析了马克思主张实现社会福利与社会公正的原因。他认为,马克思把实现社会福利与社会公正作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的补充,因为社会福利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不人道的工作环境及堕落的低生活处境的揭露,揭示出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为了医治社会弊病,也是为了减少社会的罪恶;资本主义的生命越短,无产阶级的苦难将越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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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外马克思功能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论者对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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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功能论者从资本主义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与社会福利的目的来研究社会福利制度,认为社会福利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所利用的政府工具之一,其目的是借以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马克思主义论者认为,虽然政府所制定的社会福利政策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相关政府机构在为公民社会服务方面仍具有足够的相对自主性。


克尔(Kerr)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与福利的本质,指出剥去政府干预社会的本质与范围是受工业主义逻辑所限定的假面具,事实上,政府干预政策并非是促进工业主义的利益,而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政府为促进统治阶级利益,以实现资本积累与社会稳定,才对经济和社会福利进行干预的。[10]  马克思功能论者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与功能进行分析,揭露出资本主义许多社会政策对资源与生活机会再分配的影响最多只是水平性的(即社会阶级之内)再分配;而在最糟的情况下,这反而会保护并增加那些原本即享有特权的人们的资源与生活机会。这就说明政府的福利措施是一种策略,资本主义政府实施社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与强化资本主义在某一阶段的发展。[11]  马克思功能论者奥康纳进一步阐明了近年来资本主义政府所施政转变的取向,指出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难以通过政府干预策略同时维持资本积累与合法化两个过程;并且20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减少了对劳动力密集工业的需求,因而造成福利干预主义的改变、减少或转向。[12]  马克思主义论者奥菲分析了政府福利矛盾的发展,并且指出政府福利与统治阶级利益之间有相对自主性。政府福利的发展乃是统治阶级的异质性本质所致,而政府只是两个天生敌对的力量(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夹心饼干而已。由于政府从私人资本处获得大量的税收,同时政府的高级官员也与资本家拥有类似的社会出身,所以政府乃倾向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许多社会福利干预(包括健康、教育与所得维持)的产生,是政府企图借以助长资本的利益。政府是在资本力量与劳动力量之间的紧张中运作着,而当它遭遇大众政治行动(或此行动的威胁)所提出的福利问题时,政府即展现出与资产阶级之间某种程度的相对自主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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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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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它们从多角度彰显出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价值,使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更丰富而具体,推动其理论不断发展下去。具体来说,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们阐明了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本质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不公平正义的制度;第二,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阐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能实现人类的幸福和福利,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满足人类的美好愿望;第三,他们阐明了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价值意义。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不公正,对人类本质的发展和人性的实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以上学者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这些学者没有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仅仅是道德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也不能改变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给他们带来更多更好的社会福利;第二,这些学者对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偏重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分析,缺少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针对性分析和无产阶级境遇的考察,因此,他们不可能提出社会福利的具体措施,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实现无产阶级的社会福利同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社会早一天消亡,无产阶级的苦难就早一天消亡;第三,这些学者没有认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问题,他们只是分析了马克思对人类本性的研究,指出人具有追求自由、幸福的本性,他们没有意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因此,以上学者根本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类的共同富裕,从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提出具体的社会福利措施也是为其服务的。



作者:  邓鸿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流动站博士后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五期


注释:

[1]Ian Goug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London:Macmillan,1979,pp.136-141.

[2]Claus Offe,Contradic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s.n.],1984,p.77.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

[3]James O. connor,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New York:[s.n.],1973,p.221.

[4]李建华:《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0页。

[5]李建华:《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6]李建华:《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

[7]〔英〕肖恩·塞耶斯著,冯颜利译:《马克思主义与人性》,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8]〔英〕肖恩·塞耶斯著,冯颜利译:《马克思主义与人性》,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9]罗伯特·品克著,古允文等译:《社会福利理论的根源》,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50页。

[10]麦可·苏利文原著:《社会学与社会福利》,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45页。

[11]麦可·苏利文原著:《社会学与社会福利》,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45页。

[12]麦可·苏利文原著:《社会学与社会福利》,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45~146页。

[13]麦可·苏利文原著:《社会学与社会福利》,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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