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界眼中的国际共运（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

作者：郭洁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内容提要]二战结束后，美国情报界曾集中搜集了众多关于国际共运的情报，并据此对国际共运发展态势及前景等作过大量评估。总体看来，其研究结论与实情大体相符，有些分析甚至不乏见地，不过，囿于核心情报不足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某些建立在猜度基础上的见解亦与事实存有明显偏差。

　　
　　二战结束后，美国情报界曾集中搜集了众多关于国际共运的情报，并据此对国际共运发展态势及前景等作过大量评估。总体看来，其研究结论与实情大体相符，有些分析甚至不乏见地，不过，囿于核心情报不足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某些建立在猜度基础上的见解亦与事实存有明显偏差。本文将就1949至1966年间美国情报界对国际共运所作的预测与评估以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为主线，划分出中苏结盟与合作、中苏分歧与争论和中苏分裂与对抗三个时段，分别加以考察。
　　
　　一、对中苏结盟与合作时期中苏关系的预测与评估(1949－1957年)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次年2月，中苏双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宣告了两国同盟关系的确立。此后在美国政、学两界，“美国及其盟国正面对着一个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集团”一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看法。用20世纪50年代曾先后供职于兰德公司和中情局的研究人员雷蒙德·加特霍夫的话来讲，如果认为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在国际共运这块铁板中造成了一道裂缝的话，那么1950年之后这道裂缝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此种认识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后也未能得到及时调整，从而错失了东西方缓和的第一次良机。
　　1953年3月15日，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方针。遗憾的是，对于莫斯科抛出的橄榄枝，白宫领导人始终疑虑重重。4月16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和平的机遇》的演说中对与苏联缓和关系开出了种种条件；一个多星期后，国务卿杜勒斯亦公开声称，苏联的“和平攻势”无非是麻痹西方的策略之举。然而，其后的事实表明，莫斯科新领导人在改善东西方关系方面确实迈出了许多实质性的步伐。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动对斯大林时期的东欧政策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比如，推动东德、匈牙利等国通过实行一系列名为“新方针”的改革措施缓和国内紧张局势，特别是采取主动恢复了与南斯拉夫自1948年以来中断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国家关系。
　　不过，在斯大林逝世之初，美国情报界对这一切毫无预料，事实上他们所作的预测恰恰与此相反。以中情局1953年3月12日编发的一份特别评估报告为例，其中便明确写道：“斯大林，的死不会使克里姆林宫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有丝毫减弱……铁托与莫斯科的关系亦不可能因斯大林之死而发生任何改变。”字里行间透着十足的把握。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此份评估对斯大林逝后中苏关系的可能走势却作出了富有启发的推断。报告称，由于斯大林的过世，毛泽东作为亚洲共运领袖和理论家的地位无疑会上升，新的莫斯科领导必须小心处理同毛泽东的关系，若非如此，将必定会增加中苏间的紧张关系。这一判断为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实。不过，至少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三四年间，中苏关系总体发展良好，在处理国际共运内部事务方面，双方保持了密切合作。这一点在1956至1957年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国际共运史上，1956年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中，社会主义世界所经历的若干重大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后来的发展方向。首先是二月下旬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客观地讲，这次会议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就其结果来看，却如同一块引发山崩地裂的巨石，在国际共运内部激起了剧烈的震荡。美国、英国、荷兰、丹麦等国的共产党，由于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而发生了严重分裂。西欧两大共产党意共和法共，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前者表示出积极的欢迎态度，而后者则持谨慎的保留立场。与上述欧美国家的共产党相比，东欧各国党的反应比较复杂：南斯拉夫发自内心地表示欢迎，东德给予了高调的支持甚至吹捧，阿尔巴尼亚表面赞同背地里则很是不满，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三国表现得茫然失措。至于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的情况，已非“复杂”二字所能概括。在波兰，由于贝鲁特的突然病逝，整个党陷入了惊慌与混乱，与此同时，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造成的思想真空，被一种结合了民族主义情绪、社会民主主义和人道价值观念的思潮所填补；在匈牙利，党的领袖拉科西非但不对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作出回应，反而逆潮流而上继续在政治、文化等诸领域实行高压政策。民众的普遍不满与党和政府的权力弱化，最终在这两个国家引发了政治危机。
　　1956年6月28日，首先在波兰南部城市波兹南，爆发了由上万名工人参加的游行和骚乱，结果造成数百人伤亡。10月19日，为阻止波兰领导层人事变动，苏联领导人令其军队进入波兰境内，同时亲临华沙予以干预，波兰危机呈现一触即发之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23日，一场更大规模、更震慑人心的危机在布达佩斯悄然上演，由大学生组织的旨在声援波兰的静默游行，在短短数小时后骤然转变为各阶层市民与国家安全警察之间的流血冲突，并在其后数日一步步滑向失控的边缘。为迅速平息匈牙利局势，避免其脱离社会主义阵营，11月4日，苏联调遣17个师的兵力开进布达佩斯，镇压了这起事件。
　　通过武力威胁或直接出兵，苏联虽然实现了缓解和平息波匈危机的目的，但这种行为本身却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它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道德和政治权威。其结果便如同中情局其后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所说——客观上造成了国际共运“政治和理论层面的权威性领导”的缺位。其后不久的事实日益清晰地表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能力并有意愿填补这一空缺的，便是一直以来享有相对独立地位的中国共产党。
　　其实，还在波匈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之中，中共便开始以国际共运另一个权威和领袖的姿态，表现出了一个亚洲社会主义大国对欧洲共运事务的关切和影响。在中情局分析人士看来，1956年的东欧危机对中国“既是麻烦也是机遇”：诚然，中国不希望看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稳定遭到破坏，可另一方面，它也试图借此通过“帮助莫斯科恢复它在东欧遭到严重动摇的权威”来扩大和施展自己对国际共运的影响力。分析人员甚至将中国对东欧危机的介入视为“另一个巨人时代”到来的标志，称其奠定了毛泽东“作为唯一健在并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英雄典范的地位”。此说虽然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并非言过其实。1956年底至1957年春，体现了毛泽东本人思想的两个理论成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混乱局面，表明了中共对于当时国际共运中亟待解决的基本理论和现实问题所持的观点和立场，在各国党中引起了很大反响。1957年初，为了调解苏联同波、匈两国的关系，周恩来连续出访上述三国，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对于阵营内部事务的关切和在维护团结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在西欧，许多共产党人甚至由此认为，“北京已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及理论重心”。不过，事实上直至1957年底莫斯科会议召开前，虽然国际共运两个权威来源的前景已依稀可见，但中国对苏联在共运中的领袖地位并未发起真实挑战。1963年，中情局一份特别报告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其中写道：“中国人在国际共运中想要实现的目标还很有限……他们仍视苏联为统帅，同时将自己想象为重要的智囊人员和政策制定的参与者。”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68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暨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大会，可以算得上是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运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在其调查报告中甚至将此比作“共产国际的复活”。在此次会议上，中共的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显示出对国际共运的影响力和与苏联分享领导权的潜能。虽然会议力图将南斯拉夫重新拉回社会主义阵营的愿望未能实现，各国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分歧也未得到化解，不过在中苏两党的通力合作之下，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稳定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得到了恢复。遗憾的是，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多久，不过半年，在这种团结和稳定表象之下潜伏着的脆弱与危机便无法抑止地显露出来。从那时起，中苏两党在有关国际共运理论与政策等方面的分歧，便在一系列事件的促动下不断加深并最终得以爆发；与此同时，伴随着实力与影响力的增长，中共也不再隐藏其内心深处对国际共运单一权威体制的不满，开始向苏联的领袖地位发起了挑战。
　　
　　二、对中苏分歧与争论时期国际共运的预测与评估(1958－1964年)
　　
　　如上所述，分歧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对于中苏分歧的肇始及其核心，国家情报评估11－5－62号文件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报告指出，中苏之间的“敌对和不满”其实“蛰伏已久”，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发展成为一个尖锐而公开的问题”。不过，中情局并不认为，此时中苏关系中出现的摩擦与冲突会对双方同盟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在其看来，各自的国家利益以及国际共运的整体利益仍是双方保持同盟关系强有力的纽带。正基于此，1959年夏，就在中苏关系已明显趋冷的情形之下，中情局高级研究署第11号报告对未来5至6年国际共运的前景作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声称：如果世界在1965年之前逃过一场大战，“共产主义将可能在世界上所有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南亚、中东和拉美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于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报告撰写人认为，国际共产主义仍将控制在苏联共产党的手中，而不会有其他的可能。
　　1960年，中苏关系的恶化日益走向公开。是年夏初，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共一改此前的克制立场，将同苏共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对此，莫斯科旋即在随后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进行了反击。此后直至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中苏双方均表现得咄咄逼人、互不退让，致使双边关系严重趋紧。对于中苏分歧给国际共运未来发展带来的隐患，阵营内各国党深感忧虑，它们希望借莫斯科会议之机推动中苏双方停止论战，恢复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然而，事与愿违。除通过了一份揉合了各方观点并便于各党依据对己有益的原则拿来加以援引的《莫斯科声明》之外，莫斯科会议未能达到切实改善中苏关系和恢复国际共运团结的目的和效果。
　　对于此次会议，中情局高级研究署在其后不久提交的第15号报告中作了专门探讨。研究人员依据当时非常有限的材料来源，就会议的意义、声明对于国际共运的影响等进行了评估。从总体上看，分析结论与事实相去甚远。报告的基本观点是：莫斯科会议不仅恢复并增强了各国党之间的团结，且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国际共运内部权力分散化和组织关系平等化的总趋势。对于《莫斯科声明》，报告撰写人更是作了过高的评估，认为声明为会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堪称“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新的纲领性文件”，同时强调，由于它“将对‘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体系’的进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从而大大增强了共产主义运动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而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扩展，将催生出某种较之“社会主义集团”更为高级的类似于“联邦”或“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和决策机制，据其预测，“一种与联合国相抗衡的组织”随之将应运而生。
　　实际上，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只是通过一种妥协性的安排，避免了国际共运的过早分裂。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各国党对中苏双方所持观点的态度开始趋于明朗化。根据会议期间各国党的表现，绝大多数党继续站在苏联一边，支持中国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党。不过，这只是一种看得到的“列队”情况，并不能完全代表各国党的真实立场。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欧洲国家中还有一些党(比如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共产党)对中国较莫斯科“偏左”的观点持同情立场。拉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莫斯科会议开幕之时也曾表露过支持中共的意思。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即在支持苏联的党中间，有些虽然并不赞同中共的主张，但也不愿意对中共展开意识形态的攻击，其中某些党(比如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共产党)甚至希望在中苏两党间扮演某种调解人的角色。
　　实际上，伴随着中苏论战的持续升级和国际共运内部力量的不断分化，中情局对此前笃信不疑的所谓“共产主义铁板一块”的观念已越来越产生出动摇和怀疑。1961年8月出台的第10－61号国家情报评估中便已明确承认：国际共运内部并非不存在利益冲突，而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也绝非天然的和谐与融洽。
　　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继承了二十大的纲领路线，重提了反斯大林的话题，并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为代表的“反党集团”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击，其中明显蕴藏着影射中国的成分。特别是苏联领导人采取了“打阿射华”的策略，协同与会多数党对曾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支持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党展开抨击，矛头直指中国。为表示抗议和不满，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前离会回国。此后不久，一场集中批判苏共二十二大及其路线纲领的活动在中国迅速展开。
　　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国际共运内部发生了进一步分化。从总体上看，1962年前后，苏联虽然仍拥有多数党的支持，但较之1960年莫斯科会议时已有所减少。东欧各党虽继续站在苏联一边，但对于二十二大，它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作出的反应和所受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在波兰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欲借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继续巩固其寻求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二大再度掀起的非斯大林化之风在党内引发了混乱与不安。在保加利亚，党的领导人日夫科夫借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清除了政治对手契尔文科夫。阵营外的欧洲、中东、拉美等国共产党，虽在会议期间及其后仍表示支持苏联，但内心对于苏联领导人攻击阿尔巴尼亚、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等做法却深感不满。在亚洲，蒙古依然奉行追随苏联的政策，朝鲜则作出一些举动更加明确了支持中国的立场，越南党继续保持谨慎，努力避免开罪任何一方。亚洲许多阵营外小党，比如缅甸、马来亚、泰国共产党，公开表明了对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支持，印度、印尼、日本这三个力量最大的阵营外亚洲共产党，则同西欧各党情况类似，在苏共二十二大和中苏论战的双重压力下，派别林立的情况日趋严重。中东、拉美、非洲各国共产党，立场较之此前一年无甚改变，苏联的影响力在此时仍占主导地位，但在某些党(如巴西党)中间，较为激进的派别表现出支持中国的趋向。
　　对于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的走势及其对国际共运的影响，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曾于1961年12月完成了一份长达77页的报告，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在中苏分歧与对立的影响之下，社会主义阵营坚如磐石的团结与控制已不复存在。其后不久，中情局又根据苏共二十二大后国际共运出现的新情况，对国家情报评估第10－61号文件作出修订。在1962年2月21日通过的新文件中，研究人员对中苏分裂以来国际共运的总体形势和未来发展作了当时最为详实的评估。报告开篇即指出，苏共二十二大上各国党围绕苏共新纲领和国际共运内部党际关系这两大问题产生的政策分歧，“凸显了伴随着苏联国内局势日趋复杂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愈益壮大和多样化而出现的矛盾”。报告强调，中国的挑战并非是导致苏联权威消损的唯一原因，但因各国党在寻求外部支持时“有两个对象可供选择”，这使得它们更易采取自主行动并制定出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如此便增大了运动失控的危险系数。对于中苏关系的前景，报告人预测：中苏两党要想从根本上化解分歧已不大可能，双方破而不裂的这种状态顶多再维持一年左右便将发生“公开而彻底的分裂”。
　　事实上，此后的两三年间，中苏关系并未公然破裂。不过，此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或争执事件，却使得双方间关系在一种时松时紧的震荡变化中日渐滑向了决裂的边缘。伴随着中苏矛盾日益恶化，虽然国际共运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依然存在，但其内部已分别以苏联和中国为核心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欧洲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和亚洲的蒙古坚定地支持苏联反对中国，而亚洲的朝鲜和越南以及巴尔干小国阿尔巴尼亚则采取了与之相反的立场；在阵营外各党中，欧洲各主要政党普遍赞同苏联所倡导的和平路线；远东共产党则多数因身处落后国家或力量弱小，更为赞同中共关于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主张；在近东、非洲、拉美等地，绝大多数党仍坚定地支持苏联，但其内部的左派激进力量通常赞同中国的路线和观点。
　　当然，上述国际共运两大阵营的划分是非常粗略和概念化的。事实上，在此阶段，国际共运的分散化不仅表现在“铁板一块”向“两个阵营”的转换，还表现在其内部单个行为体的平等自主意识的增强和离心倾向的加剧，以及党内意见分歧和派系斗争的日趋激烈。国家情报评估第10－2－64号文件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预测，如果此种权力扩散在国际共运内部继续扩大，而各国党“自主的和民族主义的行动”变得更加频繁，则国际共运的公开分裂将指日可待。
　　
　　三、对中苏关系走向彻底破裂时期国际共运的预测与评估(1965－1966年)
　　
　　现在我们知道，20世纪60年代，正是中苏关系一步步地恶化最终致使国际共运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分裂。回顾这段历史，不免令人产生疑问：如果在中苏关系破裂前夕双方共同停下脚步，不再向分裂迈进，是否这一结局能够得以避免，从而使国际共运重新获得团结与统一?诚然，历史是不可以逆推或假设的，不过，理性的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对问题有更深的认识。事实上，在1965年前后亦即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之前，双方弥合矛盾、停止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说中苏关系发生龃龉之始，双方矛盾主要起源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而其后随着矛盾年复一年地加深，彼此间在党际和国家间关系层面的对立和冲突，已逐渐演变为意识形态主导下多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其间，两国间国家利益的冲突、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到此时，即使双方有改善关系的心迹，已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余地了。
　　1964年夏，正当中苏论战不可开交之时，苏共提议在1965年某个时候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大会，并建议先在1964年10月15日召开筹备会议。苏联领导人此举意在加强国际共运内部的统一认识，进一步孤立和排挤中国。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坚决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并对此提议给予了谴责。接下来的几个月，双方围绕着召开会议的必要性和具体时间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然而，就在苏联原定举行筹备会议的前一天，克里姆林宫发生政变，赫鲁晓夫被迫离职，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周恩来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是，新领导人的公开讲话明确地宣布了苏联党和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即仍将坚定不移地用苏共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路线作为指导未来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和原则。中情局报告对此曾有准确的预测。1964年6月10日通过的情报评估中这样写道，“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可能也会希望同中国达成暂时妥协，以便集中精力处理其他事务。不过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未来的继任者对于基本问题的看法，较之现任政权，不会有显著的差异……双方间的根本分歧，毫无疑问，会继续存在下去。”
　　1965年3月1－5日，苏共领导人不顾中共中央的一再反对，在莫斯科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共有19个党派代表团参加，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印尼、日本共产党则拒绝参会。会议最后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呼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召开一个由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的81个党组成的预备协商会议共同讨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对于莫斯科的三月会议，中共作出了强烈反应。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文章称三月会议是一个“苏共新领导继承赫鲁晓夫衣钵制造的分裂会议”，“充满着凄凉和零落的景象”，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莫斯科三月会晤是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正式分裂的标志。自此之后，中共再也没有参加过由苏共召集的兄弟党国际会议。此后一年，苏联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且向蒙古派驻苏军，双方之间的裂缝不断加宽加深，直到1966年3月22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两党关系彻底中断。这样，至同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之时，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同盟关系名存实亡。
　　中苏关系在发生着上述演变的同时，国际共运格局亦相应地有了新的转变与调整。总体特征表现为：在整体实力进一步衰退、内部力量进一步分化的基础上，苏联影响力的一定恢复和中国支持者的急剧减少。这一局势的发展多少应验了中情局1963年所作的评估，当时相关分析人员即已指出，中国在国际共运中影响力的上升很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将来某个时候，也许目前那些认同此种解释的共产党会转而采取一种更加独立于这两大中心的姿态，甚至也许会重新回到苏联的怀抱”。三月莫斯科会议后，情势发展确系如此。1965年春至1966年夏仅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原先所谓中国阵营的多数党已悄然离去，支持中国的只剩下阿尔巴尼亚、新西兰共产党和个别党内分裂出的小团体。中国影响力的急速回缩和下跌，使得此前关于国际共运“两大阵营”的划分已不再适用。1966年，中情局题为“中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日渐孤立的特别报告”对此作了专门的评述，其中有关原因的分析值得关注。报告称，1965年以来中国在与苏联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上所遭受的重大挫折，很大程度上得从自身寻找原因，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僵化的理论和夜郎自大的心态。中共始终坚信自己是“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真正旗手”、“一切成功革命经验的源泉”，肩负着领导世界革命的伟大使命；毛泽东思想则长期以来被夸大为“马克思一列宁主义最高和最具创造性的代表”、“全世界革命者的行动指南”，是“被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片面与生硬加之盲目自信，“把北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真正推向了孤立境地”。此外，报告还指出，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实施的战略调整，比如尽可能避免在公开场合与中国论争、不再鼓动各党孤立和排挤中国等，为苏联赢得了新的支持，同时动摇了中国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力。这些看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实，大致从1961年以后，中情局对中苏关系影响下的国际共运相关问题的评估总体上愈发显得客观了，但纵观此前的评估，却经常可以发现与其实情不符甚至南辕北辙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此问始终有一个误断在主导着中情局分析人员的思考，亦即关于社会主义世界铁板一块的定见。上文曾经提到，自社会主义逐渐从一国向多国扩展，特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政、学两界的眼中，社会主义世界就是一个完全按克里姆林宫调子行事的牢不可破的统一体。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在他们看来，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敌人，便足以将各种民族力量聚合在“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旗下，并确保其内部的团结一致。今天看来，这一看法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以一种单一的冷战视角，把事物看得简单化了。事实上，这里的“社会主义世界”首先是一个充满了差异、色彩斑斓的世界，是一个聚合了各种民族、种族、语言、方言、宗教、文化、传统的万花筒，其中每一个体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彼此间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前提和现实条件不尽相同甚至迥然相异。在这样一个如此纷繁而多样的世界里，即便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共同的信仰和追求，要想达到意识形态的绝对同一，其实是很难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正如同吉拉斯所言，事实上同时存在着多个有时甚至是彼此矛盾的层次。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情报部门同期对中苏分裂前景所作评估的滞后甚至失误，亦可从中找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