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远古时代，古人经常观察到的是天象。应该说，在没有把握人类社会自身的规律之前，古人对于“天道”——即天体运行的规律已经有了较为精确的把握。通过观察太阳的出没和月亮的盈亏，古人以昼夜交替的周期为一“日”，以月相变化的周期为一“月”，至于“年”的概念，最初是由于庄稼成熟的季候而形成的。不过上古时代，“年”与“岁”又是不同的，或者说，起初“年”和“岁”之间是有分工的，简而言之，古人用“岁”来表示从今年的某一个节气（例如夏至）到明年的同一个节气之间的一段时间，而“年”也是专用的，所谓“年”专指从今年的“正月初一”到明年的“正月初一”之间这一段时间。可以说，上古的时候，“年”与“岁”虽然有区别，但同是作为时间区分的范畴，它们在地位上却并没有差别。

　　“年”的地位上升并取代了“岁”，大约是从《春秋》这部政治学著作开始的。因为在商代和西周的前期，一年只分为春秋二时，因此“春秋”也就意味着一年。此外，史官所记的史料，在上古也被称“春秋”，而后来被称奉为经书的《春秋》，就是经过孔子删定的鲁国史官所记录的史料。这部著作开头的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而这样一句话，就成为后来所谓“开元”、“纪元”等说法的基础和起源，而且，由于它把“正月”作为时间的开端，从而就把“年”的地位提高到时间之首，从此，“年”在时间上就有了起源和统摄的作用，万象更新，从“年”（正月）这里开始，四时交替，又复归于“年”结束。人们说《春秋》这部政治经书的核心在于“大一统”，进而更说中国政治的核心也就是“大一统”，而这个“大一统”，实际上首先是时间秩序的划分、是历史秩序的划分，甚至可以说是“年”和“正月”的统摄地位的确立，这种“大一统”，也可以说首先就是统合于“年”这个起点与终点。千年回望，中国年皓发如雪，岁月如歌，中国年继往开来。正如千百年来，恰是春节和“过年”把中国人如候鸟归巢一样召唤起来、聚合起来是一样的。

　　二

　　既然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比对于自身社会规律的探寻要成熟得更早些，所以我们可以说：所谓的“人道”和“治道”，相对“天道”而言是后产生的，而且“治道”一开始是依靠“天道”才确立起合法性的。在古人那里，天道与政治的关系是极其紧密的，也可以说治道来自于天道，而政治的最高目标，也就是要服从于天道，因此，所谓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天下”。而这方面的体现，除了《春秋》以统合时间和历史的方式阐述了政治“大一统”的思想外，《周礼》的六官制度，作为中国最早的官制和政治制度的设计，也完全是依据着天道的秩序而制订的：这就是天官（大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

　　既然“治道”是从“天道”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很自然地，也就从这里产生出“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更进一步把“天人合一”的思想，附会为政治与灾异之间通灵的“天人感应”学说，这就是《春秋繁露》中所谓：“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而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尚不知畏怖，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征于心；外观其事，宜有验于国。”——很显然，这样一种所谓“天人感应”的政治学，其实已经有些类似于巫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董仲舒是个“大儒”，似乎还不如说他是位“大巫”更妥当些。不过，这样将天道与治道奇特地联系起来的方式，确实也促使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格外重视天灾的问题，也促使中国政治把“救灾”作为政府的头等大事来对待，而中国政治重农传统和注重各地方均衡发展的传统，也是从这种天道均衡的思想中得以发展。所谓“天之道，取有余而奉不足”，这铸成了中国政治传统中主张让那些富裕地区接济较为贫困的地区的均衡发展的信条，例如历代都从税收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均衡地方发展的补助金，这在清代初期称之为“协饷”，它类似于今天的转移支付机制。

　　三

　　中国的政治或者“治道”，到了宋代可以说起了一个新的变化，迈入了一个新天地。这里的表现就是：宋代以来，政治从“天道”中逐步脱离出来，从现代的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政治意识”或者“国家意识”的真正觉醒。宋代当然也是以武力统一天下，它一样是讲究“大一统”，这自然不必赘言，但是，宋代的中央集权却与前代都有不同，也就是说它的中央集权，乃是经济乃至商业的中央集权，而孔子所向往的周制的“大一统”，其实主要是指文化上的礼乐制度，周天子与诸侯只不过是亲戚的关系，而汉代主张的“大一统”则是政治上的“大一统”，是要削弱诸侯王而权力一统乎中央和天子，无论周制还是汉制，大一统的合法性来源都还在于“天道”。与之不同的是，宋代的“大一统”主要是经济的大一统，宋代完成统一后，立即完成了将最重要的商品如茶、盐、铜等以官营和国家专卖的方式加以集中，并以此方式维护国家权力，所以说，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经济和商业统治作为中央集权基础的统一王朝。改革家王安石所说的“天下国之事”，主要是指税收、财政、司法和军事等国家行政事务，并不是立足于“春秋”自然法之上的“经义”。熙宁变法改经义为策论，就充分地说明了此时的“治道”已经开始从“天道”中脱离、独立出来，我们所谓政治的“祛魅化”，就是指神秘主义、巫术的色彩被从政治领域中抛弃了——而这从王安石著名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格言中，更是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隋代以降，周礼的六官，已经为“六部尚书制”（吏、户、礼、兵、刑、工）所替代，这种替代，当然不仅仅是六官名称的简单变化，而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社会对于自然社会的替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向日益以经济和工商为重心的近代社会的转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天道与人道和“治道”的推移，而自王安石以来历代的变法、改革和改制，实际上也都处于这种历史的推移和运会之中。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