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帝国主义给世界洗脑，最爱“拿普京说事”

         日前，一份被称为“巴拿马文件”的调查报告面世后，“普京涉洗钱”的消息成为了西方媒体争先推出的重磅内容。

　　这份调查报告建立在巴拿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1150万份内部文件的基础上，披露了全球140多位政界人物、社会名流的离岸资产。其中一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

　　令俄罗斯媒体愤怒的是，为把“密友”与“普京”挂钩，以英国《卫报》为代表的欧美媒体竭尽所能，“尽管在1150万份已公开的文件中，普京的名字一次都没有被提及过”，甚至“即使文章写的不是普京，但封面照片却有此暗示”。

　　一个长期以来在传播学界被反复探讨的话题再度浮现：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会如何冲击社会现实?尤其是在一个海量的、碎片化的信息时代，一个西方媒体垄断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时代。

　　“拿普京说事”背后的媒介景观，显露的只是与各种复杂利益紧密相连的全球话语格局的一小块切口。

　　西方主流媒体霸占国际话语权

　　“媒体就是现实。”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张国庆曾在《媒体话语权》一书中如是感慨了媒体对人们认知世界的威力，“如果饥饿的索马里儿童被媒体报道，全世界都想为此做些什么。如果没有，他们就不存在，人们什么也不会去做。”

　　“选择性报道”概括了媒体常见的进行内容筛选的方式，但也因此饱受诟病。尤其在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由于不同的政治立场、经济条件、社会与文化因素，发达国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发展中国家;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总是以自身标准随意评点他国事务，为于己有利的政策辩解。

　　“2015年，我研究了伊朗问题，伊朗是否具有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说的核威胁?我发现，并没有很好的证据证明伊朗将其和平的核能源计划转变成核武器计划。没有人找到证据，但是媒体却反复讲述伊朗核威胁的故事。”今年3月，美国文化传播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说。

　　巴雷特曾经于上世纪70年代正式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指“某国媒介的所有权、结构、传递或内容，受制于他国媒介利益的强大压力，而未有相当比率的相对影响力”的现象。依此理论来看当前的全球话语权格局，巴雷特认为，一个重要的、值得警惕的现象是，BBC(英国广播公司)、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大型主流媒体争夺市场，让新的竞争者难以在国际传播中崛起，从而导致西方主流媒体霸占国际新闻传播市场。

　　事实上，一份来自国务院新闻办网站的数据也印证了西方媒体垄断话语权的危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商业媒体占据国际市场绝对优势，西方四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国际社占据世界新闻发稿量的80%。

　　由于互联网技术兴起并兴盛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之英语是主要的世界性工作语言，这些更强化了信息发布的西方中心地位，便利其左右国际舆论的走向。由此，防范“BBC等‘媒介帝国主义’入侵”，并非危言耸听。

　　叙利亚危机：西方媒体不光彩的片段

　　一直标榜“客观、中立”的西方媒体(尤以美国媒体为代表)，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中立和清澈。“美国媒体与政府、国会、财团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联，不仅影响到它们的运营，也间接影响到美国的内政外交。”张国庆说。

　　以叙利亚问题为例。今年2月，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反思了美媒对叙利亚战争的报道，他的结论是“媒体在叙利亚问题上误导公众”，因此这些报道应该“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不光彩的片段之一被铭记”。

　　叙利亚危机迄今持续已超过5年，而其实早在16年前，阿萨德政权便是西方笔下的“独裁政权”，更被美国《华盛顿邮报》形容为“中东和平进程的绊脚石”。2011年，美国《时代》周刊把发动“阿拉伯之春”列为“世界十大新闻事件”，称其令阿拉伯国家“统治多年的独裁者轰然落马”，而阿萨德之子、“巴沙尔·阿萨德还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同年年底，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又用嘲讽的语气讥笑了俄罗斯对巴沙尔政权的支持。文章写道：“说到支持老朋友，莫斯科有着无可匹敌的纪录。萨达姆·侯赛因、胡斯尼·穆巴拉克、穆阿迈尔·卡扎菲、被赶下台的突尼斯独裁者本·阿里以及即将下台的也门总统萨利赫——俄罗斯都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所有人，直到他们被愤怒的人民起义、西方军事干预或者两者共同赶下台……”

　　字里行间流露出鲜明的立场，此时西方媒体常常标榜的客观却不见了踪影。为了所谓“政治正确”，有时媒体索性对“政治不正确”的客观事实进行选择性忽略。如2012年5月，叙利亚举行40年来的第一次开放性议会选举。为了让世界看到这次选举，叙利亚政府邀请了数百名媒体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前往观摩，但西方以及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拒绝接受邀请。

　　在西方媒体的笔下，“我们应该相信，美国人、土耳其人、沙特人、库尔德人和‘温和的反对派’组成的正义联盟，终将获胜。”但正如反思叙利亚报道的斯蒂芬·金泽所发现的，舆论掩盖了真相，事实并非如此。他援引叙当地民众的话说，是所谓的“温和反对派”，把大量火箭和瓦斯瓶投向阿勒颇的居民区。而巴沙尔领导下的政府军及其盟友，“是唯一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力量”。

　　“美国人被认为对世界一无所知，我们确实如此。”斯蒂芬说，在巨大的财务压力下，美国媒体报道叙利亚问题的记者不会亲临战场，他们向五角大楼、国务院、白宫和“专家们”求证后，“在这条被污染的传送带上转了一圈后，就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叙利亚新闻就是在这种速记式报道中产生的。”

　　巴雷特的看法也佐证了斯蒂芬的观点。巴雷特表示，“他们(媒体)单方面地从权贵人士那里获取信息，很明显他们不认为有必要告诉公众真相，他们只是一味谄媚权贵，假装自己所报道的就是真相。”如是，占据世界新闻发稿量绝大多数的西方媒体利用话语权塑造了他们自以为的意识形态环境，但这决定了亿万读者和观众认识世界的方式。

　　塑造敌人与美化自己

　　“美国媒体也很清楚，只有国家强大，它们才会更有市场，也更有国际话语权，这也使得美国媒体在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主流价值观方面不遗余力，并在对外事务中与政府配合默契。”

　　在张国庆研究美国历史的过程中，他不断看到美国政府利用媒体话语权、媒体反过来再借话语权优势“反馈”政府外交的实例。如本世纪初，为了在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取得先机，不仅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本人积极进行“表演”，他手下的人也都热情洋溢地与媒体周旋：像副总统切尼负责与电台、电视台的联络，他定期出现在电台的谈话节目中，并常常在星期日电视节目中露面。

　　“伊拉克战争如愿地开始了，巴格达也出乎意料顺利地拿下了，只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放出了灾难和悲伤，唯独将希望留在了盒底。”在另一本著作《话语权》中，张国庆这样写道。而这后半句话同样适用于当下的乌克兰、中东。

　　实际上，自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随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降至冰点以来，抨击与抹黑普京的言论时常见诸西方报端。去年3月，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涅姆佐夫遇害后，德国《世界报》网站立即撰文称，“‘普京主义’对欧洲造成的威胁或超过苏联”。

　　同年7月，在美国媒体延续炒作“俄罗斯威胁论”的背景下，被提名担任新一届美军最高官员的约瑟夫·邓福德公开对美联社称，向打击亲俄叛乱分子的乌克兰人提供致命武器“合情合理”。否则，乌克兰军队将无法“在俄罗斯的侵略之下保护自己”。

　　发展中国家不能依赖西方信息源

　　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声音，没有英语之外的其它语言的新闻传播，这个世界会怎样?传播学者巴雷特认为，在美国及其盟友营造的意识形态下，所有人最后或将都服从美国的意志。

　　相比于西方媒体，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仍相对弱小。去年12月，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的主流媒体代表，在首届金砖国家媒体峰会上讨论了在信息领域开展更紧密合作的必要性。其中，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社长德米特里·基谢廖夫表示，金砖国家在信息领域的合作现在落后于经济合作。这使得金砖国家常常依赖于第三国信息源——比如美国——并使发生在金砖国家的事情带上了有问题的注解。

　　今年3月25日，第二届中俄媒体论坛在北京举行，中俄相关部门和48家媒体负责人围绕“‘一带一盟’(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与中俄媒体交流合作”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两国媒体未来合作方向。塔斯社社长米哈伊洛夫在会上也建议道，俄中媒体应设置多样性新闻议题，全面反映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性，反对西方信息霸权，向受众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