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神谕_3.文明之回望

汉字是神谕

作者:吧友222.92.140.* 发布时间：2013/12/15 阅读次数：5811 字体大小: 【小】【中】【大】

oracle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oracle bone inscriptions）的英文翻译的第一个单词，在英语里是“神谕”的意思

从中国古代的经典角度来看，天就指上帝。中国的经典少提上帝乃出于敬畏上帝之心，所以不敢多提上帝，出于忌讳。比如，《周易》中提到上帝五次，提“神”十一次，提到“天”三十次。《书经》(《尚书》)提到“上帝”四十五次，提到“天”无数次。其他的经典也是一样。

神学家们认为，马太福音是为了犹太人而写的，所以马太就不提上帝。因此，就用天国代替。犹太人在会堂里面每碰到上帝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们用带音Adonai来代替“上帝”这个词。其他的三个福音，都用“上帝的国”。中国人天子的概念就是上帝的儿子的意思。天子即皇帝，应该执行上帝的指义使地上能够如同天上。严格的来说，中国的天子应该执行天命，使中国变成上帝的国，也就是天国。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中国人有北辰太极的概念，因此，上帝和天子的宝座是座北朝南的。这个南北神圣的方向就使国人注意到南北坐标的指南针。

甲骨文时代的天是指上帝和自然界的主宰。两者是同一位。读了甲骨文的资料以后，给我们一个印象，上帝居住在太极北辰的天空而把中国委托一位人来管理，这个被委托的人就被称为天子。上帝所委托的乃称为天命。天子就是在地上执行天上上帝的天命。执行的不好或者是违反天命就会引起上帝的愤怒，上帝就会把委托的天命革除，而委托另外一个人来执行天命。这就是中国历史的过程。从天命到革命，又从革命到天命。不同的朝代，不断的更替来执行上帝的天命，所以《诗经》里有一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就是说中国的历史无论多悠久，上帝的天命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中国的历史可以这样来总结：每一个时代的执政者，都要“顺天命”，“正天下”，“易天行”。革命的意思也是顺天命，就是把不得民心，不顺天命改成得民心，顺天命。天命的一个核心乃是天地之 “正”。天下虽然有不测的变迁，但是“正”是不易的。这个“正”是天地之正也。简单的说，所谓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上帝的旨意。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今天仍是许多现代中国人的人生目标。据信这合一的道路就在《易经》之中。顾名思义，《易经》的主题就是“易”。用现代话来说，就是 “求变”。变能使人远避灾祸，变能带来和平与安宁，变能成功与吉祥。一句话，变能使恩福从天而降。有感于此，孔子在《系辞下传》上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古今的学者，对《易》的注疏解讲可谓汗牛充栋，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梁启超在论及易之根本时说：“学易的人，最要紧却在一个悔字。悔必思变，变则通，通则久，故虽遇凶咎，结果可以无咎。所以孔子说，假年学易，可以无大过。”

可见变是悔的结果。有所思而有所悔，有所悔而有所变。通过变而与天合一，得天之佑。天人合一，“悔”是关键。

我们在《圣经》看到成千的以色列人发出了同样的问题：当如何行才能与上帝合一？当五旬节时，那位在耶稣被捉受审时三次不认他的主，性情仿佛孔子门弟中的子路的彼得，在基督复活之后第一次冒着危险，公开向众人传讲耶稣是救主的信息。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 （徒2：37-39）

彼得的回答是：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领受圣灵。这圣灵也是给“一切在远方的人” 的，这里应该包括远方的中国人在内。当天就有三千人悔改受洗，归了基督。

我们看到《易经》与《圣经》在领人与天合一的道路上所指示的第一步都是一致的：变革，悔改。

悔是内心的感触，而改是这种感触的必然结果。彼得的“三步曲”中的第二步：奉耶稣的名受洗，无论是对于犹太人，还是对于中国人都是一道新的真理之光，因为这光必等到耶稣降世之后才可能发出。罪人在受洗时就与基督一同死，从水中上来时，就象征着与他一同复活。受洗乃是对救主复活的一个记念，用真正的新的生命来记念复活的救主的大能。

在耶稣受难之前，犹太人是以宰杀羊羔等动物牺牲来表达自己相信那将来的“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的血，能洗除罪人的罪。中国古代所举行的向上帝献祭的郊祭也是流牺牲的血。各种献祭的规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摩西的律法”，这些都是影子，而实体却是基督。当基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和“上帝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而被献上时，影子就与实体相遇，影子就在实体中实现了其象征的意义，也就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因此“摩西的律法”或称之为“仪文的律法”便随着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不再对基督徒具有约束力了。

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订立了“圣餐礼”：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太26：26-29）

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乃是用“擘开的饼”与“葡萄汁”代表耶稣为罪人献上的身体与流出的宝血。新约的“圣餐礼”代替了旧约种种的“献祭礼”；无论是新约的“圣餐礼”还是旧约的 “献祭礼”，两者都在十字架上相遇，其实体都是基督。

圣灵一直在地上工作，作救灵的功夫。可是对于圣灵的恩赐，古代的中国人究竟明白多少，又领受了多少呢？中国的古人怎么会知道要悔改？他们的是非标准又是什么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中国的古经之中去寻找答案。从《诗经》的记载可以看出，中国的先民们不仅知道有上帝的存在，而且知道上帝为万事万物都制定了一定的法则。

“天生蒸民，上天降生天下万民，
有物有则，为所有事物定下了法则。
民之秉彝，百姓秉持永恒之法，
好中懿德。因而切爱那可慕之德。”
《诗经·大雅·蒸民》

可是罪人怎么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切爱那可慕之德”呢？自从人违背上帝命令犯罪以来，人的本性就是犯罪之人的本性了。罪人的本性自然是爱好罪与恶，因为罪与恶与罪人的本性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协调性。这就好比酒徒与酒，酗酒对他来说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不必为此费神费力。可是让他不爱酒，心中甚至对酒产生厌恶之感，不仅如此，还对淡水有一种热爱，这却是与酒徒的习性相反的。那么，罪人的心里怎么可能会滋生出爱真正美善的愿望呢？原来人心中的这种追求美善，向往真理的愿望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上帝本着其无限之爱，将对罪的恨恶根植在人心里了。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创3：15）

这种对罪的仇恨是藉着圣灵而生在人心的。因为唯有圣灵能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16：8）我们在本书的第七章讨论过《诗经》与孟子所描述的圣灵。事实上，上帝的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工作，与我们肉体中的情欲相争，要将我们带到正道之上。我们或顺着圣灵行事，或顺着肉体行事，完全在于我们各人自己所作出的选择。保罗这样描述这两股势力在人心中的争斗。

“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加5：17；6：8）

《创世记》6：3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这句话中的“住在”是一个误译。希伯来原文是“diyn”，雅各王钦定英文版《圣经》所用的字是“strive”，“相争”，符合原文的意思。而唯有顺从的人，圣灵才能住在那人里面。与我们上面所引证的保罗书信也是相一致的。圣灵藉着与我们肉体中的情欲“ 相争”来唤醒我们的良知，使人醒悟。中国古人在这点上有令人惊奇的认识。

在公元六百五十四年问世的一本权威性的《尚书》注释中，孔颖达说：人是上天所生，形体与心识都是天之所赐。他说，上天不仅给人形体与心识，而且还进一步帮助人，使他的生命与天相谐。言语的好坏，行为的善恶，衣食之乐，以及各种运行的正当与否，这些都得天赐佑助而与天相谐。与正道相谐就得生命，与之相背就导致死亡。他接着说：

“天非徒赋命于人，授以形体心识，乃复佑助谐合其居业，使有常生之资。”

意思就是说：天不仅仅是赋予人生命，给人形体与心智而已；而且还进一步帮助人调和生命的各种状况，使人有资源可以常生不息。

孔氏虽然没有说出圣灵的名称，可是他在这里所描述的正是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孔氏的这段话可谓精辟独到，可圈可点。当然，这种天佑也必包括上帝所赐下的明文的《圣经》。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就是圣人所传的属天的教诲。人的生死忧乐，都在乎人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是否与之相谐。“常生”一词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永生。我们上面提到“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孔氏的论述与保罗的直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易》包括四个要素：即蓍、卦、爻、辞。没有蓍，就没有卦，爻与辞。蓍是卜筮的计数工具，只是一种平常普通的蓍草，也可以用竹铜钱等替代。蓍用于占卜吉凶，是有绝对前提条件的，正如《易说卦传》所说的，必须以“幽赞于神明而生蓍”为前提的。“你们若不相信，定然不会立稳”（赛7：9）。不是理解才相信，而是信仰寻求理解，这就是“幽赞”之意，与“所谓道，信于神”同义。
“幽赞”意为暗中赞服神明。也就是必须与天道神明有合一之心，合一之道，才能利用蓍来卜筮，没有这个形而上之先提，蓍则毫无作用，没有蓍的数，就不能产生卦、爻之象，没有卦象，也就没有诠释卦象之辞。
许多研究《周易》著作，都进入一个误区：就是丢弃“幽赞神明”四个字，而这四个字，正是《周易》的关键词，以致将《周易》作为理学、哲学、科学加以研究，或是根本就不明白所幽赞的“神明”是什么样的神明，完全悖离了先民所信仰之古道。研究《周易》不能背离历史，不能背离先民原始信仰。
《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人韩简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所以《周易》主旨不是卜筮之书，而是在于研究“天之道”之书。
《周易》的内容，就包括筮、卦、辞三部。筮的本质就是数。卦由筮生，卜利用物之象，筮利用物之数。这种象数的推算而得出“辞”的吉凶判断。而辞的产生，是来自天意，来自上帝，来自“幽赞神明”。

《周易》所说之道，《道德经》所说之道，与《圣经》之道一脉相承。《周易》之道，一言以蔽之，是“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系辞传上》），是“与天地准，弥纶天下之道”。天下指的是宇宙万物。“冒”与“弥纶”同义，就是包罗万有，无所不通之道，通天通地通人通万物通宇宙之道。但“冒”与“弥纶”有点差别，“弥纶”二字较为抽象形上。是指“幽明”“死生”“鬼神”；而“冒”字较具体实在，是指“开物”“成务”。
《道德经》也是如此，说的是“道冲，用之有弗盈”之道（第4篇）；是开物成务“可以为天下母”，“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道（第25章），是滋生宇宙万物的“道生万物”之道（第42篇）。正如《圣经》所说的，基督之道，上帝之道是：
“远超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之道（弗1：21）。
世界上任何宗教经典，任何哲学科学流派，没有一个提出这种无所不包之道。
《周易》是华夏民族最古老，最原始的古经，它只是介绍了先祖对上帝之道认识的方法之一。《圣经》中不论旧约，新约都有类似抽签卜卦之启示。
在旧约时代，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上帝除向其子民通过先知祭司颁布戒命、律例、典章之外，当上帝子民遇到重大的事要决疑时，可以通过祭司向上帝直接求问，所以在祭司服上都佩戴一个“决断胸牌”（出28：30），“胸牌”上镶嵌26颗宝石，称为“土明”、“乌陵”，每个宝石都写着希伯来文的不同字母。当神的子民有大事需要决疑时，就可以通过祭司同意，在向上帝献祭后向上帝求问。上帝的启示，就藉着祭司胸牌的字母亮出单词和句子。以色列人历史上第一个王扫罗，不是由贤人指定，也不是众民的推选，而是藉着抽签产生。
“于是，撒母耳使以色众支派走进前来掣签…就掣出扫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上10：20、21、24）。
就是到了新约时代，耶稣降生之后，也曾用这种方法求问上帝，如耶稣门徒犹大叛变之后，为了补足十二个使徒数额，仍是藉着抽签定夺：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与十一个使徒同列”（徒1：26）这是因为：“签放在怀里，定事的由耶和华”（箴16：33）
如果不是依靠上帝（耶和华）定事，签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物质。
卜筮也是如此，卦辞. 爻辞解释的再好，没有依靠天，依靠神明，也就是依靠中国古代称之为上帝的，那么，卜筮就成为个毫无意义的东西。所以孔子说：“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幽赞”二字，可解释为暗中赞助。什么叫暗中赞助呢？就是无为顺道。因为你的心思意志都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但心思意志却是最真实最诚信的。“幽赞”之意：就是要有一颗完全与神、天、上帝合一之心，神.天.上帝就是道，也是变易之道、变化之道、也是《易经》之道、也就是变化之道。无咎之道。使一个有罪有咎之人变成一个无罪无咎之“元亨利贞.吉无不利”之人.

希伯来《圣经》上说，上帝初造了一个男人，统管地上万物，女人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一对人类始祖，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传为“阿耽”和“好娃”，中国祖先传为“安登”和“女娲”，希伯来《圣经》原文叫“Adam”和“Howwah”。

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在《天问》中问道：是谁叫安登做了统领大帝？女娲的身体是怎么造出来的？

犹太人移居的河南开封，有个“一赐乐业”即以色列教碑，上面也刻着“阿耽”和“女娲”的名字，说阿耽就是“盘古”，是“阿无罗汉”即亚伯拉汉的祖先。

不仅如此，《圣经》创世记前十一章关于人类早期共同史的记述，在中国古经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印证。《圣经》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在空虚浑沌中创造了天地万物。

《老子》说：道，从无中生有，乃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圣经》说：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完毕，就安息了。《周易》也神秘地说：七日来复，天行也。

《圣经》说：伊甸园里有四条河，流出珍珠玛瑙。《淮南子》上说：天下有四水，凡此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圣经》说：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智慧树。《山海经》上说：当初有不死树和圣树，圣树又叫睿木，“食之令人圣智也”。

《圣经》说：人类始祖贪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并有基路伯和火焰之剑，阻断了人神通路。《尚书》和《国语》上说：人犯了罪，上帝命令重黎堵绝天路，上下不相来往。

《圣经》说：后来地上充满罪恶，上帝用大洪水冲刷了大地。《淮南子》《路史》《国语》上都说：共工为始作乱，震滔洪水，祸害天下，天柱折，地维绝，水潦尘埃归。

《圣经》说：大洪水过后，上帝用彩虹与挪亚立约，再也不发这么大的洪水了。中国古人依稀传说，是女娲熔炼五色彩石补上了裂开的天穹；不难想像，那正是一道横跨蓝天的绚丽彩虹。
当初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知识树，夏娃受蛇的诱骗，见知识树上的果子好看好吃又给人智慧，一时贪婪心起，就摘下来吃了。祖先们显然记得这故事，用“二木之下一女择果”这幅图画作贪婪的“婪”字，用的多么传神，多么绝妙！

“禁”字也相仿。当初上帝向亚当示明：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那果子又叫“禁果”。

中国祖先们也一定听说过大洪水的故事，当时上祖挪亚遵从上帝启示造了一个巨大的方舟，领着妻子、三个儿子和儿媳一家八口并大批动物住进去，使人类生命得以存活繁衍。舟之大，当然莫过于方舟了，于是造字者就用“舟加八口”造了表示大舟的船字，真可谓传神之笔！

大洪水之后，挪亚及其子孙们用羔羊献祭，后来耶稣也被称为上帝的羔羊，使一切信他的人可以称义。中国祖先以“我献羔羊，羔羊盖我”为义字，竟维妙维肖地将整本《圣经》的精意见证了出来。

这些深藏着远古传说和神圣意义的汉字，全都是象形，也全都是指事和会意。

毫不奇怪，如果人类来自同一个祖先，同是挪亚散开的子孙，那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悠久的民族，在她的远古传说和文明因子中携带着一部分神圣记忆，就毫不奇怪。

相传，炎帝和黄帝都是少典的后代，少典是安登女娲的后代，安登女娲是上帝造的。

黄帝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每到一处便建筑祭坛，敬拜上帝，叫作“封禅”。据孔子说，黄帝曾着《三坟》一书，专说上天大道，可惜后人失传了。

黄帝的第五代就是尧了。《史记》记载，尧有通神之智、高天之爱，凡事敬畏上帝。孔子曾赞叹：“伟大崇高的尧啊！独尊上天为大，一心效法天道！宽广坦荡啊，人们无法形容！”

尧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舜，舜也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禹，禹帝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伯夷，这一段佳话史称“禅让”。

生活在党同伐异、明争暗斗的后世之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那是愚腐，有人说那叫德行，有人乾脆说那是一场虚构。让我们直接根据《尚书》和《史记》，看看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学者梁燕城)禅让的基础是从这里来，就是统治者他不是独裁，他有理性，有道德，愿意把权力让给下面的人。但是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呢？就是统治者后面有一种很大的谦卑，谦卑就是说他知道有超越的上帝。尧帝非常相信上帝，本来传位要传给儿子丹朱的，他觉得丹朱是比较狂莽的人，他看到舜是很好的人，所以他就确定把帝位传给舜。尧相信上帝，不但从书经里可以看到，连孔子讲的话里也可以看到。尧是「唯天唯大」的，他是以天为最大，以超越的上帝为最大。「唯尧则之」，他是根据上帝的原则办事的。尧信上帝，他就把帝位让给舜。舜也信上帝，他也把皇位让给禹。大禹说：「舜你是非常信上帝、等待上帝旨意的一个人。由于你等待上帝旨意，上天就总是赐下幸福给你。」舜听到大禹讲这样的话，就说：「啊！你看，神州列祖的神就降下来了，凤凰也来了，百兽也起舞了。」他又说「奉天之命治理万民，唯有顺应唯有敬虔，要敬虔啊直到永远。」他就以对上帝敬虔的心让位给大禹。

事情再明显不过了：禅让的真正原因，是祖先们敬畏上天。古经《左传》上说：“所谓道，忠于民信于神也”；然而，如果不是“信于神”，甚么力量能够保证孤寡不善、权倾天下的人间帝王“忠于民”呢？难怪当万章问孟子，有没有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孟子回答说，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利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

这就是孔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敬虔时代，这就是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拜上帝的古老神州。尽管人间的罪孽从未中断过，尽管出现了荒淫暴虐的夏桀与商纣，祖先们却未失去一个坚定的信仰，这就是：皇天公义荡荡，上帝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这个信仰，不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不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不就是孔子的梦吗？

噢，中国人，你这以孝为本的后裔，你知道你的祖先曾以赤诚之心恭敬地孝顺昊天上帝，你知道吗？你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祭拜黄帝，却不祭拜黄帝所祭拜的上帝，岂不差矣！岂不悲乎！

商朝成汤率众讨伐夏桀，说：不是我这小子敢举兵作乱，我实在是畏惧上帝的怒气，不敢违抗他的旨意啊！

周朝武王发兵讨伐商纣之前，曾两次祈祷上帝，一举成功进入都城时，百姓们夹道欢迎，武王只传下一句话：上天赐福你们！

孔子仰慕至极的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不厌其烦地叮咛：呜呼！敬哉！上天不可欺瞒，君臣不得放肆。呜呼！跪拜磕头了，大夫们！

在“礼仪之邦”中国，最大的礼是祭祀。

□祭，由天子主持，始于黄帝，止于这里。(北京天坛)

郊祭，在边疆郊野建筑祭坛，天子亲临献祭，务必见血，以事上帝。

烟祭则是火烧牺牲，烟味上达，蒙神悦纳。

孔子说：礼，乃先王承受上天大道，治理世人性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有一次，子贡想撤掉祭坛上的羊，孔子说：你喜爱祭祀之羊，我喜爱祭祀之礼。其实上帝所喜爱的，既不是羊，也不是礼，乃是献祭者一颗虔诚的心灵。这样一颗心灵，自然比千万种诫律和苦行更能生发出圣洁美善，且伴随着无以名状的轻松、自由和宁静。

一部《诗经》，呼喊昊天上帝之名达四百二十一次之多。孔子赞叹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噢思无邪，美妙无价的思无邪！一颗敬虔仰望上帝的心，不正是“思无邪”的最好注解吗？

(学者柏杨)恐怕没有一个人说起来没有宗教的感情，可以完全自信地认为他可以脱离在整个大自然之外。人们不过把他叫作上帝也好，叫作昊天也好，叫作青天也好，那只是说法的不同，内容都是一样。「恸呼父母，穷极呼天。」天啊!就是如此啊。他觉得他自己力量之小，当一切绝望的时候，他希望有个公道，希望有个公理。那个就是天嘛！那个就是我们所想的天嘛！

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凡两千五百年间，敬虔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上帝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凡人皆天之子”，“天生□民，有物有则”。上帝是炎黄的上帝，是尧舜禹的上帝，是文武周公的上帝。在清纯古朴的眼睛里，上帝并不遥远。盈盈万物，生生不息，无一不是上帝的奇妙作为，无一不饱含着上天的深情厚爱。

据开封一赐乐业（四字为伊撒尔即以色列的对音）碑，言该教在周时，已入中土。此说从前无人肯信，本人则已于古籍中发现证据，可以证实此言。现在更主张远在周代之前，中国人已接受了希伯来的上帝。盖中国自古以来为一神教，所崇奉者为天帝。“天”与“帝”二字散见六经，甲骨文中亦不可胜数。近代学者考证此二字与小亚细亚文化大有渊源。巴比伦古象形文字中有一个个字，其音为Ｅ－ｄｉｍ，义为天。又有一个米字其音为Ｄｉｎ－ｇｉｒ，或Ｄｉ－ｍｍｅｒ或Ｄｉｍｅｒ，其义为天帝或人王。

中国甲骨文里的天字为瘾，金文则作痈，说文作瘫。其字体的构成，均以个字为基础。

至于帝字：

甲骨文作癫、癳、癴

金文作癵、癶

皆以米为基础，其字体形状与巴比伦的帝字也相类。天与帝二字双声。中国古音，天读为Ｔｉｍ－ｄｉｎ，帝读为Ｔｉ，两字意义亦互通

今日出土的甲骨文，最早尚未过殷高宗武丁时代（约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但我们可以推论武丁以前的各朝，也许都是崇奉上帝的。

周民族崛兴西方，与夏商民族不同，但也是个崇奉上帝的民族。由周代传下来可靠铜器铭文提及上帝者则有下列各铭：

大克鼎 克双甘（友）于皇天。

毛公鼎丕显文武，皇天弘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余阝王义楚鍴用享于皇天。

宗周钟我佳司配皇天王，对于宣周实鼎。

师訇殷佳皇帝亡*!。临保我有周。

宗周钟佳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

至于六经，则《虞书·舜典》：“肆类于上帝，*"于六经。”《益稷》：“惟动丕应*#志，以昭受上帝。”《商书·汤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周书·大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诗·小雅·正月》：“有皇上帝，伊谁云憎。”《菀柳》：“上帝甚蹈，无自昵焉。”《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亦简称“皇帝”，《吕刑》：“皇帝清问下民。”

亦称“皇天”，《大禹谟》：“皇天眷命。”《太甲中》：“皇天眷佑有商。”亦简称为“天”，《皋陶谟》：“天叙有典……天讨有罪。”《益稷》：“天其申命用休。”

或者有人要问：甲骨文里的天、帝二字既与古巴比伦文字相类，安知中国的上帝非来自西亚吗？这则须将上帝的性质和最高神道的性质，比较一下，才可明白究竟是不是。但西亚国家不止巴比伦一个，其文化皆彼此渍染，大同小异。西亚较早者为苏末（苏美尔），巴比伦、亚述之文化都沿袭苏末。今但泛言西亚，今日西亚文献之可徵者最高神道称为“倍儿”（Ｂeｌ），但他们倍儿的地位，并不固定。某一时代，因了政治关系。或由一时风尚，一个大神便可跃登倍儿的宝座。那个被挤出去的失势倍儿，则成为“老倍儿”（ＯｌｄｅｒＢｅｌ）。西亚的倍儿有姓名可稽者：有暴风雨神之恩利尔（Ｅｎｌｉｌ）；有本为巴比伦城的主神，因汉漠拉比（Ｈａｍｍａｒａｂｉ）自西方人主，定都于巴比伦，遂身价骤增，一跃而成倍儿之马杜克（Ｍａｒｄｕｋ）。还有几个水神及太阳神，由于民众崇奉太过，均先后成为倍儿。中国只听见尧舜禅让，未闻上帝禅让，只听说汤武革命，未闻上帝革命，此其不同之点一。马杜克有父有母（相传其父为智慧之神，他遗传乃父之智慧，故能压倒一切，而为万神之主），且有高曾祖母。他的高曾祖母即生于深渊的孽龙蒂亚华滋（Ｔｉａｗａｔｈ），她产生那些天神，见其势力日盛，又生嫉妒之念，兴兵想将他们消灭。马杜克由众天神拥为领袖，与蒂亚华滋作战，亲发雷矢，将其击毙，剖其尸体以为天地日月，山川万物。

中国上帝有这种悖伦乖理的行为吗？此其不同之点二。由此可证中国上帝与西亚的倍儿实非一物。

不但巴比伦而已，中国上帝与任何民族的最高神道都无相似之处。苏末是比巴比伦更古的民族，其最高神为哀亚（Ｅａ），乃深渊与水之神。埃及最高神道为拉（Ｒａｈ），乃太阳之全体，亦即埃及国王之父。亚述神称为阿努，或称阿那（Ａｎａ），为全神之父，万民之君，管理天地万物，其实不过由伊勒克城的城神演变而成。希腊天帝为宙士（Ｚｅｕ

ｓ），不惟有父母，祖父母，且有兄弟姊妹。宙士本身更有妻室儿女。希腊群神欢喜闹恋爱，宙士也不能例外，不论天神地睕和人间女郎，只须具有姿色，他便要垂青。宙士篡父得位，善用雷矢，与巴比伦马杜克仿佛，或系同出一源。罗马周比特（Ｊｕｐｉｔｅｒ），完全是希腊宙士的化身，不必多论。印度古婆罗门教崇拜偏入天韦纽（Ｖｉｓｈｕｎ），大自在天湿婆（Ｓｉｖａ），及大梵天（Ｂｒａｍａ），三者地位平等，法力相同，谁也管辖不了谁，故印度没有一尊之神。以太阳神变为宇宙主宰尚为宗教观念的进化。比较原始的民族则一直将几种天体当作崇拜的对象。如南美的墨西哥、秘鲁皆崇奉太阳为唯一至尊之神，不惜杀人以祭。波斯、埃及文化虽高，而波斯人信米突拉（Ｍｉｔｈｒａ），埃及人信拉（Ｒａｈ），皆为太阳神。中非洲土人及南美洲土人则崇拜月神。亦有拜星者，特限于某一行业，且亦并非视为宇宙主宰。又有拜火者，则视火为尊神。

至于各地野蛮民族崇拜鳄鱼、河鱼、蛇、狐、岩石、树木等，则更自郐以下了。

中国上帝与希伯来的上帝一比，相类之点非常之多。希伯来的上帝自来便有，如《出谷纪》三章十四节：上帝对梅瑟说：“我是自有者”，《启示录》一章八节：“上帝乃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若望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与天主偕，道即天主，自始与偕。”无父母生养之说。中国上帝亦不知其由何而来，玉皇大帝有西王母为其母（玉皇与王母的关系，始终无定准），乃道家的说法，与儒家的昊天上帝无关。中国上帝并无妃匹，更不像希腊宙士有那么多的罗曼史，历代虽有许多天后、天妃的祀典，那是另一回事。

希伯来的上帝也纯洁非常。

希伯来的上帝无形无像（《创世纪》所记天主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指灵魂方面而言），他严禁属下的人民替他造像，不啻三令五申，列为重要戒条（见《出谷纪》、《肋末纪》。《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鬼神之为德盛矣哉，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道家所祀的玉皇上帝尚有冕旒衮裳之帝王型塑像，而历代帝王祀天之天坛则虚无一物。任何民族崇拜一神，必喜其较为具体，故创造偶像实亦出于人类天性的要求，中国人并不是不会造偶像的，为什么天坛独无偶像呢？这一种伟大的传统压力由何而来呢？这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回教产生于小亚细亚，她的“阿拉”也渊源于希伯来的上帝，所以清丨真寺也没有阿拉的塑像或画像。

希伯来的上帝以人民为其子，《申命纪》第一章三十节：“你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见了上主，你的天主，抚养你如同一个人抚养自己的儿子。”第八章五节：“上主你的天主管教你就同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三十二章第五节：“他是忠诚无妄的天主，公平而正直，那不堪称做他儿女的，向他行恶，侮辱了他。”上帝为民众立君，使之代为民众父母，君主也是上帝之子。《撒慕尔纪》下第七章第八节，上帝对达味说：“我从牧场上，由牧羊的事业拣选你当我民伊撒尔的领袖”；十四节：“我要作他父亲，他要作我的儿子：若是他犯了罪，我将藉着人的鞭策和人的打击来惩戒他。”《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第九节，达味告其子撒落满以上帝之语云：“他要作我的子，我要作他的父，他作伊撒尔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中国亦谓人民虽为母亲的儿子，实则是天的儿子（《癅梁·庄公三年传》）。中国帝王称为天子，但对人民方面言则为父母。《周书·泰誓》上：“痨聪明作元后，元后伴人民父母”；《洪范》：“天作民父母，以为天下主。”中国也有牧人之喻，虽指官吏言，也可指天子，因为他们同是民众的领袖。《吕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谁作天牧。”天子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故《礼记·表记》：“惟天子受命于天。”

希伯来的上帝是仁慈的，故《圣经》屡言其有“丰盛的仁慈”、“无限的仁慈”。《周书·酒诰》：“天非虐，惜民自速辜”；《汤诰》：“上天孚佑下民”；《左传·襄公十四年》传：“天之爱民甚矣。”

希伯来的上帝也是正义的，人类犯罪太过，他就要严行惩罚，不予宽贷，有时降天灾，有时降人祸，甚至不惜毁灭整个城市，整个大地。这事中国经籍亦数见不鲜。对于个人者，则如《左传·定公六年》传：“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昭公十一年》传：“蔡侯获罪于天，而不能其民，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对于整个国族者，则如《君爽》：“天降丧于殷”；《左传·隐公十一年》传：“天而既厌周德矣。”又“天祸许国。”《成公十三年》传：“天祸晋国。”《襄公二九年》传：“天祸郑久矣。”

希伯来信奉上帝者死后灵魂都要升天，其有特殊功德者，则坐上主的左右。《圣咏》第一百零十首达味作歌预言耶稣云：“上主对吾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人，屈作你的脚凳。”盖犹太习俗，以右边为尊。《玛窦福音》二十章二十节：“慈伯德二子之母率子至耶稣前，跪求耶稣赏二子入天国，一坐耶稣右，一坐耶稣左。”《玛窦玛尔谷福音》：耶稣许十二宗徒升天以后，坐其左右，审判伊撒尔十二支派。《易·谦卦》：“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书·召诰》：“兹殷多哲王天”：《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希伯来上帝显现时，常有大光，屡见《出谷纪》。上帝脸光之强，血肉凡躯，见之必死，《圣咏》第七、第八十、第八十九、第一百十九篇均有道及。梅瑟和上帝接触频繁，脸上也传染了他的光，与伊撒尔民众见面时，怕他们受不住，拿帕子将脸蒙上了。耶稣变容时脸面明亮如日，又对门徒言义人在天国，要发光如太阳。耶稣亦被称为“德义的太阳”。中国古时称上帝为皇上帝，“皇”字乃形容词，言上帝之光辉奕赫。尤奇者，中国古时也说上帝之光有如太阳，顾实先生引古铜器皇颂敦、庞姑敦、师和文敦、陈因资敦、齐子仲姜、王孙钟等说及“皇”字写法有许多款式，皆有从日从光之义（刻字太难，从略。见顾实《释王皇*"》）。

希伯来上帝所居，光明洞澈如水晶，如琉璃海，并有火搀杂，见若望《启示录》。中国古时称上帝为皇天上帝，或昊天上帝。《尔雅·释天》“夏为昊天”，注“言元气皓旰”，疏：“昊者元气博大之貌。”其实昊字从日从天，言其光明赫烈。夏季日光最强，故有“夏为昊天”之语，若元气博大，则四时之天皆然，又何必特指夏月？《小雅·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浩浩即博大，复则不词。前人对古书注疏，有许多今日皆须重改，昊字不过其一例罢了。

希伯来的上帝虽统率着无数天神，但上帝的地位高于一切，故别的民族所奉为多神教，而希伯来则为一神教。中国古人虽亦祭祀日、月、星、云、山川、百睕，但都不足与上帝比并。祀天之典称为“郊祀”，最为隆重严肃。《礼记·祭义》：“郊之祭也，丧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门，敬之至也；”《郊特牲》：“祀帝于郊，敬之至也。”我们呼吁、祈求、发誓、往往不向他神，而以上帝为唯一对象，所以中国也可算是一神教。不过后来民族混合日多，祭祀亦日益庞杂，一神的意义，渐渐模糊起来，所以人家称我们为多神教的民族了。

希伯来上帝的祭祀以牛为主，牛宰杀后，必用火焚烧，称为燔祭。中国祭天也以牛为主，故牛称为“特性”，在最古的时候当亦燔炙，以后则仅陈于高俎而已。但中国祭天有庭燎，环于天坛之外，也许是燔祭的蜕变。希伯来上帝歆燔祭之馨香，称为“馨香的火祭”，义人德行上惬天心，亦常以馨香为喻，《圣咏》屡不一见。中国古代也以德行比为馨香。《书·君陈》：“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酒诰》：“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德行的反面为罪恶，馨香的反面为腥臭，是以《酒诰》斥骂罪人又有“腥闻于天”之语，《吕刑》亦云“上帝临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

“朋来无咎。反复其道，”“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易经·复卦》

孔子作为几乎全部中国古代经典的编撰者，在中国人心中占有摩西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摩西是《旧约圣经》五大律法书，也可能是智慧书《约伯记》的作者。有趣的是，孔子也是中国现存五经的编撰者，另有一经《乐记》现已亡佚。与孔子不同的是，摩西有机会站在上帝（基督）的面前，从上帝手中领受十条诫命，并将上帝所教导他的写下来，记在圣经里。而孔子未得这种天赐的机缘。他在编撰古经之时发现，有些重要的真理已经失传了。不禁哀切地发出"大道既隐"的遗憾。他的一生，特别是晚年，都在寻索恢复这些失去的大道。而《周易》一书就是他醉心于寻索的关键性的经书之一。

论到《易经》，孔子的门生们这样记下了老师的话，现代译文根据著名汉学家理雅各英文转译：

原文：“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译文：“若是再加给我数年的寿命，我将用五十年来学习易理，这样就可以免犯大过了。”《论语·述而第七》

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说：“孔子晚而喜《易》。” 晚年的孔子，自知生命将尽，不胜感慨。倘若能加给他寿命，他愿意花五十年来研究《易》。《易经》中究竟藏着什么重要的道呢？孔子还有一句话，叫做“五十而知天命。”从哪里知道的呢？答案是：《易经》。孔子晚年不仅喜《易》，而且“序《彖》、《象》、《说卦》、《文言》”。对《周易》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孔子为《周易》所写的《系辞下传》中，对第二十四卦作出了以下的三点评论。历来令人迷惑不解。

《复》，德之本也。

《复》，小而辨于物。

《复》以自知。

这三点注解突出地说明了《复》卦的重要性；然而这一卦所以重要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是了解天命的关键。孔子在《彖》辞中说：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若是能见出天地之心，那么，“知天命”岂不最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了吗？因为“天命”乃是“天心”的表现而已。而且，所有的真理和一切的奥秘，岂不都藏在天心之中吗？若是看出了天地之心，岂不就有可能恢复隐没的大道吗？倘若这大道尚且不在无边无际的天地之心之中，还会在什么地方呢？

不幸的是，孔子与老子虽穷其一生，也都未能恢复重建那失去的大道。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借助于完全地启示上帝旨意的《圣经》，来恢复那失传的大道呢？让我们来看《复》卦的原文。

原文：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住。

译文：《复》卦：亨通无碍。或出或入均无疾患，有朋友驾临，不为追究罪咎。来往有一定的规律，每逢第七日返回。有利于前往。

有人可能要问：这位朋友是谁呢？为什么他一来就没有灾祸了呢？为什么要以七日为一个周期呢？换句话，每逢七日来光临呢？“利有攸往”，往何处去才有利呢？

对以上的卦辞，孔子在《彖传》中作了进一步解释：

原文：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译文：复之所以亨通，是因为有刚正的（天）返回，顺天而行，故而“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易经》中常用刚阳来代表乾（天），用阴柔代表坤（地）。所以，这里所说的“刚反”就是指天返回的意思。有趣的是，孔子用“刚反”来解释“朋来”。在孔子的注解之中，这驾临的朋友不是别人，乃是刚阳的天。

原文：“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译文：“返往有一定的规律，每逢第七日驾临”，这是天行的规律。

历代都有人以自然的天体来解释这里的“天行”。可是，这种解释是不合适的，因为自然的天体之中，没有这种运行的规律。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年月日，分秒时等都是按着自然的天体运行规律而确定的。自然宇宙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七天一个周期的这种循环规律。

但是世界各地的日历表上都使用七日一个星期的循环规律。即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等，直到星期六。星期天为七日的头一日，星期六为七日的第七日。宇宙天地中既然没有这种规律，那么这一记时制度从何而来呢？答案是从《圣经》而来。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2：1-3）

《大过》卦：“枯杨生秭，老夫得其女妻。”则指亚巴郎纳婢哈戛尔为妾，于八十六高

龄生一子：“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则指亚巴郎寿至百龄，妻撒辣寿至九十，上帝许

以生子，撒辣暗笑道：“我已年老，我丈夫也老了，哪能再有这样喜事？”但上帝居然教他

们生了一个儿子（《创世纪》第十六、第十七诸章）。

《大过》卦：“枯杨生秭，老夫得其女妻。”则指亚巴郎纳婢哈戛尔为妾，于八十六高

龄生一子：“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则指亚巴郎寿至百龄，妻撒辣寿至九十，上帝许

以生子，撒辣暗笑道：“我已年老，我丈夫也老了，哪能再有这样喜事？”但上帝居然教他

们生了一个儿子（《创世纪》第十六、第十七诸章）。

中国帝王年谱上虽无文王之名，可他却是周朝真正的开国元勋。《诗经》上却充满了对文王的赞扬。例如《皇矣》∶

原文译文

皇矣上帝，伟大啊，上帝伟大！

临下有赫。面对下界，洞然明察。

临观四方，观察四方之国，

求民之莫。觅求安民之所。

维此文王，就是这位文王，

帝度其心，上帝审察其心，

貊其德音，巩固他的威信。

其德克明，他能明察曲直是非，

克明克君，他能分辨邪恶善美。

克长克君。赏罚分明，人人敬畏。

文王名昌，乃商纣王时期的位于今陕西岐山县东北的一位诸侯，世称周。世伯笃仁敬老，德威显世，纣王因此对这位世伯昌甚为忌恨，曾将其囚于今河南省汤阴县。文王被囚期间，作易爻辞，成为现在流传的《周易》的作者之一。商纣王无道，文王之子起兵伐纣，灭商立周。据史书所载，文王生于公元前1229年，卒于公元前1132年，终年97岁。（注一）因此，从商汤（卒前1753年）到文王出生共历524年。

第三句∶“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我们看到，孟子在讲论圣道传承链环时是谨慎而恭敬的，旨在向后世说明，“孔子之道”就是最初中华祖先承天所启的“尧舜之道”，或“圣人之道”。

从文王去世的公元前1132年，到孔子出生时的公元前551年，其间相距共581年。太公望、散宜生都是归服文王的周朝开国大臣，他们乃亲受文王教诲，故对“圣人之道”是见而知之。而孔子则是从古籍和向当时的人学习而得“先王之道”。可惜到了孔子时，先王之道中的“大道”以及真正的祭天之礼已经失传。

孟子看到上天所赐的“圣人之道”，如此精妙地保存传世，深知上天不绝此道。虽然孔子已去，到他的年代未见其他的圣者兴起。然而他仍然充满信心地预言说∶

原文∶“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在世者。”译文∶“那时有天时，现在也有天时。五百年必有圣王兴起，而其间必有一些有德之人出现。”《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依孟子的看法，从尧舜到成汤，其间五百余年；从成汤到文王其间又经过了五百余年；从文王到孔子也是五百余年；那么在孔子之后五百余年，世间必有一位圣王兴起！而且这些圣人一位比一位更加贤明，对“圣人之道”的领受一位比一位更加光大。在孔子的眼里，文王周公乃是集古圣之大成者；而在孟子的眼里，孔子则又过于一切古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说∶“出于其类，拨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天道的这种渐进性，正如同《圣经》所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4∶18）

上天所赐的圣人之道，必不因日久而昏暗；恰恰相反，将以更明亮的光辉照亮世界。那么，孔子之后的将五百年将要兴起的这位“王者”，必如中天之日，光彩照世。

秦汉时代，上帝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直接原因不是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是在星家纬家的作弄下，五天帝“僭”称为“上帝”。其根本原因，则是为了强化天命论而推行了“五帝德”理论。改造的结果不仅影响了神学和经学．而且波及封建社会两千年的祭天政治大典，上帝的形象从此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上文已述，在五行学说的影响下，远古五帝被附会为五方神（古书叫五方帝），而星家又把天上的太微*五星附会为五方帝的在天之员，称之为五天帝。这样，远古五帝由人帝变成了天帝。本来，五天帝的“帝”号是沿袭五人帝的帝号来的，与吴天上帝的“帝”无关，也就是说，五天帝仍是上帝的臣属。西汉中期似乎还有这个观念．所以谬忌上书武帝说：“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可是，字面卜五帝既然号称为“帝”，就为后来五帝的“僧位”创造了条件。

正是在秦汉时代，由于天人感应和五行学说的盛行，帝德转运学说也风行起来。这种学说认为，每一个朝代的帝王都具有五行中某一行的性质，即所谓“德”，它体现于这个朝代兴起时的瑞应，并由此决定其所祟尚的颜色和数字等。如《封掸书》载秦始皇时有人说：“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白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始皇改黄河为“德水”，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度量以“六”之数为准则，等等①。这样，每一朝代感天而生的天子，其所感之天也就具有五行五方的性质，自然而然地与具有五行性质的太微五天帝挂上了钩。

《礼记·大传》：“王者柿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玄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苍则[感]灵威仰，赤则赤燥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孔颖达疏：

案师说引<河图>云“庆都感赤龙而生尧”，又云“尧赤精，舜黄，禹白，汤黑，文王苍”，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苍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其实．先秦古书除了有感天而生的说法之外，根本找不到王者感太徽五帝之精的说法。凡提到“太微五帝”的书．一定是秦汉时代产生的纬书，或转引自纬书。秦汉时代一旦流行这种理论．就跟着产生了一个重大矛盾：古书说天子感天而生，“天”是上帝；而现在说王者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五帝”是不是上帝呢?

如果从五帝的产生看，五天帝当然只能是帝臣或帝佐，可是这样就等于降低了王者的出身等级，岂能容忍?于是，五帝也被称为“上帝”。

司马迁<封禅书>叙秦襄公作西畴时，白帝还称“主少嗥之神”，但在叙秦文公作郎畴时，却引史敦语说“此上帝之征”。似乎秦文公所祠的白帝就是上帝。这说明汉武帝时尽管有人仍认为“五帝，泰一之佐也”(《郊祀志》)，但上帝已开始与五帝混淆了。至东汉郑玄注群经，就正式地把先秦古书的“上帝”当作太微五帝。为了区别原先的上帝，又把紫微宫北辰为“大帝”自从五帝被当作上帝。天无二帝的秩序被打破。天上到底只一个帝还是六个帝，上帝是紫微北辰。还是太微五帝，都产生了问题。这问题，不仅当时经学家发生争论，而且给后世留下一个疑案。

东汉以降，围绕着上帝问题的争论，礼家分为两大派。一派以郑玄说为宗．一派以魏人王肃为代表，专攻郑说。郑玄认为．六帝说与天无二帝的秩序不矛盾，其理由是，“天”与“帝”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天神的称号。“天为体称”，“天为至极之尊，其体只应是…”；“帝为德称”．“论其五时生育之功，其别有五。以五配一．故有六天．有穴天故有六帝”。依据是倍秋纬>说。紫微宫为犬帝，又叫北极耀魄宝，太微宫又有五帝座晨，即青帝灵威仰等。而贾遗、马融、王肃等却认为五帝不是天帝。而是太嗥等五人帝．天上只有一个天帝，即吴天上帝。本来。王肃派把五帝看作五人帝是符合先察上帝观的，但由于郑玄引经据纬，加上他在经学上的成就显著，后世多崇郑说，至少也要折衷郑王二说。

旧经学家之所以无法洗清上帝的面孔，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辩证唯物史观。他们饱读经典。却没想到上帝是人为的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知道天帝观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他们不仅不能把战国作品与西周春秋作品分开来研究，甚至也不能把经书与纬书分开来对待，所以他们无法发现上帝被创造后又经多次改造的过程。

耀魄宝，辞典上这样介绍：星名。即天帝星。北极五星的最尊者。《星经·天皇》：“天皇大帝一星，在钩陈中央也，不记数，皆是一星，在五帝前座，万神辅录图也。其神曰耀魄宝，主御羣灵也。”《晋书·天文志上》：“钩陈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宝，主御羣灵，执万神图。”《旧唐书·礼仪志一》：“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谓圆丘所祭昊天上帝为北辰星耀魄宝。”亦省作“ 耀魄 ”。唐杨炯《浑天赋》：“天有北辰，众星环拱。天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陈。”

其实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其中混淆了耀魄宝和五天帝（即太微五星）的概念，这也是自秦汉以来，尤其是两汉以来我国上帝观发生错乱造成的结果。

古人对客观事物的崇拜，所以，大凡神灵都有所依附的实体，耀魄宝就是上帝的现身。

这里还牵扯到了星象的一点知识。古人尤其是星占家按照世间官僚机构来为满天星斗逐一命名，总称“天宫”，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起源。而天宫中，最重要的就是北极星，又叫北辰，也就是星占家所称的耀魄宝，道家成为太一。之所以说其最为重要，是因为，北极星处于天球的转动轴上，看上去似乎永居中央不动，而其他的星宿则都围绕它来运转不惜。当古人将天空中的繁星当作天庭时，便用人间帝王驾驭万民这一社会现象来解释天体运动，自然而然的，居中不动的北极星就成为天庭最高的神——上帝。

此外，星占家还将北辰附近的几颗星命名为正妃、后宫、太子等；而再外围的星就是藩臣了，包括：左右枢、丞、宰、辅等，这些刚好形成一两道墙垣一般，叫左垣、右垣。垣内就称为紫微宫，或叫紫宫。

与此同时，星占家们又将南宫朱雀的翼、轸两星宿北边的五颗密集的星称为五帝座，而其周围的星又分别命名为将、相和左右执法，构成了太微宫。《淮南子》中说：“紫宫者，太一之居也。太微者，太一之廷也。”这就是说，太微只是北辰上帝上朝办公的地方而已。

在五行说的影响下，远古五帝被附会为五方帝，而星占家又把天上的太微五星附会为五方帝的在天之灵，称五天帝且又配以五德。根据《春秋运斗枢》，五帝星的名称以及附会的五帝分别为：

东方苍帝灵威仰，以太皞配；南方赤帝赤熛怒，以炎帝配；中央黄帝含枢纽，以黄帝配；

西方白帝白招拒，以少皞配；北方黑帝汁光纪，以颛顼配。

值得注意的是，五天帝中的"帝" 是沿袭了远古五帝所得的，与昊天上帝（即北辰上帝）的"帝"是完全不同概念。而正是这个帝子的出现，为西汉之后，我国对昊天上帝的崇拜混乱埋下种子。

秦汉时期，天人感应和五行说极为盛行，五德说在此环境下发展开来。《史记.封禅书》中就记载，“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由此，各朝代的感应上天而生的天子纷纷将自己的王朝的五德与太微五帝撤上关系。

这时问题产生了：古书上说天子是感天而生，天即是上帝，可并没有说是感太微五帝而生。由此，太微五帝到底是不是天帝呢？

从五帝星的产生来说，其地位是低于北辰星的，这就意味着人间帝王并非是北辰天帝之子，而是其辅臣五帝星之子。这对于历代的帝王来说，自然是不允许产生的，于是，大约从西汉开始，五帝星开始上升至天帝的地位，这两个概念开始混淆不清，至东汉郑玄注经书，就正式把先秦古代书籍中的“上帝”当作太微五帝了。同时，为区分，又把紫微宫中的北辰星称为“大帝”即紫微大帝。

从此，我国最高天神的概念出现混乱，天无二帝的秩序被彻底打破。天上到底只有一个帝呢，还是六个帝？上帝是紫微北辰大帝呢？还是太微五大帝？这就给后世历朝留下了一个最大的困惑

汉字无疑是中国文化最古老、最确凿的标志。若是黄帝的史官苍颉约在公元前两千六百多年前收集整理，那么，真正的形成过程就应当更早，可见汉字本身所隐含的文化传统可谓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同时，汉字是象形文字，其音、形、义相互关联，这又是考察辩识其文化含义的天赐良机。考察工作是浩繁的，这里只能举出一些线索。

就字义讲，古人在称呼"自在永在者"——请原谅我借用《圣经》上的这个意谓——时，所使用的天、道、神、上帝等名字，恰好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他的属性。所谓"天"，强调不属于地上的世界，崇高而超越，清明而无限，又有四季运行一般的信实，有春育秋煞一般的公义，有阳光雨露一般的慈爱。所谓"上帝"，强调在天上的主宰者，宇宙最高的君王，拥有至上的主丶权，是一位全能的位格。所谓"神"，强调超出人的理性能力，无法测度，其智能深奥不可识，其意念高妙不可言，其作为神奇不可料。所谓"道"，强调其无形存在、却无所不在的生命性和入世性。大道为一，却能化散为处世、为人、治国、立命之道，从而统摄天上与人间，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以"天"示其无限、超越、信实、公义和慈爱等属性，以"上帝"示其至高的主丶权和位格，以"神"示其奥妙无穷的智能和能力，以"道"示其无形地化育生命和入世得人。中国的古人借助这几个汉字，尽可能地靠近"自有永有者"的真实内涵。

就字形而言，对古象形汉字的研究有许多令人惊讶的发现，业有专着刊行。有一些通常难以做象形解释的字，放在"信于神"的道统里就迎刃而解了。如"休"字，古作，何以人在树旁而非在石、土旁为休？联想古时休字有"蒙福吉祥"之意，《圣经》又有"归回安息"的呼唤，似是追忆人之初在伊甸园中身心得安息之情形。又如"婪"字，古作，何以林下之女为婪？似隐含夏娃受诱惑吃林中智能果之意："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又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能，就摘下来吃了"(创3:6)。这不是从饮食、美情到心智上，全面的贪婪吗？又如"单"字，古作，何以两口离田而单？似是亚当夏娃(两口)被撵出伊甸园(田)，与神隔离之后的孤独。又如"船"字，古作，何以恰恰"八口"在舟内为船？似与挪亚一家八口人进方舟之事相关，且据考证，《圣经》记载的大洪水约在公元前三千多年，而苍颉造字与大禹治水都在其后不远。又如"义"字，古作，何以"我"在"羔"羊下便称义？献祭是从挪亚开始的，似是指杀羔羊献祭以赎罪称义的事。如此等等。有一本书分析了一百三十多个汉字，还有人大胆地思考过中国祖先与挪亚的血缘关系和文化渊流。当然，这类问题已不像纯粹的学术研究了，唯独有心人会有兴趣。

现在来看一串汉字，里面千真万确有"信于神"的道统。这就是以"示补"为偏旁的字群。"示"即，是以甲骨文"祭坛"的样子表示神。除了"神"字以外，"祖"为始意，"只"为大，"祗"为恭敬，又有"祭祀""祈祷"，是《礼记》所称之大"礼"。"社"，古为祭神之场所，如犹太人之会堂。"祝"则是祭司和祝祷者。人的"福"、"祸"都与神相关，"禅"是人单独面向神的默思玄想。今不常用的"祺"、"祜"、"祚"，都是福份吉祥之意，等等。

显然，中国文化最早的建筑师__造字的苍颉们，深深地生活在神的临在中，以至于福、祸都在乎他，社、礼都围绕他，祭祀、祈祷他，恭敬(祗)思念(禅)他，以他为始(祖)，尊他为大(只)。我们文化之根上这些属神的烙印，虽然风蚀演化了数千载，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不肖子孙们，纵使恨不得将这些字都篡改了，却是做不到啊！

来源：网上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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