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这既是美国现代战略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美国未来一个时期全球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特点的描述，值得我们重视。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安全方面的双重压力，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国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整体安全态势一度有所好转。但随着美国建立世界帝国战略的实施、重拾冷战思维，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脱出”了美国对中国的“设计”轨道，因此，美国战略东移，妄图围堵中国。世界政治格局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安全形势整体上又陷入了复杂而严峻的状态之中。
今天，在中国沿海，几乎集结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海陆空天兵器，各类针对中国的战争预演从太平洋一直延展到印度洋。就在外部战鼓擂响的同时，中国互联网上也连续发生多起围攻军人和爱国人士、曲解国家政策，甚至造谣煽动、误导公众的网络事件。由于国内大型门户网站几乎全部有外资背景，其网络动员能力巨大，甚至可以任意制造舆论并以此绑架民意。近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虽已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网络执法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网络空间、打击了美国“第五纵队”的嚣张气焰和隐藏在互联网中的不法分子，但我们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文化搏杀、思想争夺，网络大战虽无硝烟炮火，但一样惊天动地、惊心动魄，其对中国安全领域的威胁也将日益凸显。
联想到20年前，拥有数万枚核弹头和近400万大军的苏联军队，被无影无形却无处不在的信息思想战彻底侵蚀、肢解的场景;联想到不久前，被“推特”(Twitter)轻易“推”倒的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等国，国家政权倾覆始于思想瓦解，网络时代“政权一夜垮台”的事实，都让人不寒而栗。正所谓“静水流深”，中国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引发境外“非民间力量”大举进行网络攻击等，已经让这种新形态战争初露端倪。而美国总统候选人洪博培试图依靠几亿中国手机用户和网民“扳倒中国”的公开演说，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新型“第五纵队”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关注点。
二战以后，美国几乎每一次战略转移都包含着一场由新技术应用引发的世界军事革命，冷战是核武器，海湾战争是信息化。此次，美国战略东移包含着的是由网络技术引发的网电空间战和信息思想战的混合物。前者被局限在传统军事领域，而后者隐然成形的战争形态则突破了一般的军事概念。当中国人开始重视并认真打量这个逼近眼前的对手和威胁的时候，战争的模样已经似是而非：看起来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轮廓还在，但实际上真正发生着的却是信息思想战。这是一种似曾相识但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战争。中国人清清楚楚地看到眼前躺着苏联和中东列国的“尸体”，但一些人就是不肯相信中国可能会遭遇同样的“战争”。
毋庸置疑，这的确是当今中国面临的真正的“现代”战争，而且这种战争正在不分昼夜地进行着。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还在准备着飞机对飞机、航母对航母，甚至卫星对卫星、导弹对导弹的战争。当然，这也是必须准备且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当前情况下，从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角度而言，只准备此类金属武器的战争，有可能会像“马其诺防线”里的法国军人，手握枪炮，却没有等到德军坦克出现在阵地的正前方。因为，战争理念的落后与不对称，有可能在你一闪念间，原本固若金汤的阵地后方早已燃起了“熊熊烈焰”。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往往导致“后院失火”“不攻自破”，苏联的解体便是前车之鉴!
苏联的解体和中东、北非事变表明，新战争的确已经来临。这不仅是一个需要新技术的时代，还是一个需要新思维的时代。当互联网技术出现，战争不仅从此将进入“无名将”时代，而且与传统战争相比，战争平台和战役、战术的概念都将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原本泾渭分明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概念，则可能混合成为一个力量综合体。国防的界线早已被突破，战争已经超越军队和军事层面，省略肉体血战阶段，直取对方的人心意志……
二战后，美国国家战略已经根据时代的最新特点，从军事帝国主义转向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对苏冷战胜利之后，又在中东进行了文化帝国主义和军事帝国主义配合使用的实验。现在，美国将这三种帝国主义战略同时用于对中国的立体夹击。也就是说，中国不仅面临着“五维一体”的物理空间的威胁，还面临着超物理空间的社会和心理空间的全方位合击。对此，只从纯军事层面强调国防意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安全现实。中国的经济需要抓住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技术特征布局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需要从抵御入侵、捍卫族群特征的角度重建、振兴，意识形态不再仅仅是一种政党政治教育，而应是国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中国的军事，因此也已成为一个具有许多新内涵的大安全概念。
在这个时候，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话听起来就如暮鼓晨钟了：“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因此，我们也理解了伟大的毛泽东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的跨时代意义。
由于网络把世界事实上组织在一起，世界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和政治理念、不同价值观念对某一个国家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已远远大于对一个国家领土、领空、领海的直接武力威胁。换言之，在政治安全领域，远比一般性国防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更严峻、更复杂。因此，加强“心防”，就成为国防建设的第一要务。
习主席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必要性强调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安全方面的双重压力，需要有两支专门的抵御力量去支撑和化解。对于外部的军事威胁，中国已有完备的军事体系，足以应对;而在“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我们尚需从思想认识、理论研究等初始阶段，尽快着手锁定主要威胁，有的放矢地构建防控力量体系。
威胁中国“内部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代理人即新型“第五纵队”
“第五纵队”是国际政治学界一个通称的俗语，用来描述那些隐藏在敌人(国)后方的内应力量。他们不属于正规军队编制，但却起着远比正规军队更大、更广泛的破坏作用。他们也不是一般性间谍，中性地说他们是敌方政治思想盟军更贴切些，其受害母国一般称其为国家叛徒和民族内奸。
“第五纵队”一词来自西班牙内战时期。佛朗哥的一位将领率领四个纵队的法西斯军队，进攻共和军控制的首都马德里。战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该将领说他会用四个纵队围城，但另外还有一个潜伏在城内的纵队会做内应。从此，“第五纵队”就作为敌后内应力量的总称流传开来。希特勒非常钟爱使用“第五纵队”。从二战前期几次不流血的征服，到二战全面爆发后对众多国家的大规模入侵，德军每次行动几乎都能得到不同国家内部支持纳粹的“第五纵队”协助。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是德国“第五纵队”的直接培育者和指挥者。他认为，就算在对手内部不存在这股力量或力量很小，也要虚张声势，造成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第五纵队”的假象，以扰乱对手阵脚。
其实，二战中德国内部也存在着强大的反纳粹势力，但同盟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及时加以利用，而是把过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支援沦陷区游击队的工作上，因此，错过了好几次可以缩短二战进程的良机。
二战后，美国对国际政治的本质有了全新认识，其世界观和战略理论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形成以经济、文化力量为主，以军事力量为辅的征服形式。这是冷战的根本原因，也是二战后近70年，世界没有发生以军事对决形式为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而实际上，以苏联被解体、东欧和中东社会发生根本性政治剧变为标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当前，美国的战略东移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是以网络为主战场，以心理战和思想战为主战样式，以传统军事力量为佯攻和辅攻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它与解体苏联和里应外合解决中东国家的样式，从战略上说有类似之处，但在技术手法上又有所不同，主要是依据中国的特点，更加重视各类反政府、反华势力组成的“第五纵队”的思想文攻和舆论围攻，借助美资控制的中国互联网舆论和经济平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争夺人心和经济控制权，伺机策动社会动荡，挑起民族内斗，最后以武力介入的方式，完成其征服中国的战略目的。
伴随着美国的战略东移，我们绝不能只看到其人员、装备、基地的东移，更要看到其隐蔽战线的重心东移。现在，我国整个信息产业几乎全部被美国控制，从高校到互联网的主流舆论声音也不时被美国的思想同盟军操纵。美资控制的一些经济网站，已经基本具备控制中国金融和销售市场的实力。美国在朝鲜半岛、日本和南海地区施加的压力更像是明修栈道、声东击西;而其利用互联网的压倒性优势，培养“第五纵队”，对中国进行无声无息、无休无止、无时无刻的进攻，才是暗度陈仓、釜底抽薪!
美国现在借助互联网优势，正在对中国展开全面战略进攻，“第五纵队”在中共十八大后以近乎总攻的姿态，一边展开宪政攻击，一边疯狂制造网络谣言，绞杀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保卫者。
美国在互联网方面对于中国的优势，远远超过核武器和信息化军事体系的优势。在这样的新型战争面前，中国的核武库、中国庞大的常备军将无用武之地，有劲也使不出来。苏联解体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新时代的新战争模式下，网络舆论思想战远比军队之间的任何作战样式都现实。“第五纵队”通过他们的言行，利用强大的互联网优势，每时每刻都在把中国的一些青年变成他们的“ 媒体战士”，并进一步将其塑造为下一步社会动乱的主力。如埃及那样的“傻子革命”的炮灰。“第五纵队”的威胁，已经超过美国的核武器和美国的传统军事威胁，成为中国政治安全领域的心腹之患。
美国的文化帝国战略和对“第五纵队”的战略性重视
因为长时间的隔岸观火，美国从双方的整体性国家对抗中发现了不少战略秘密，并通过一个叫摩根索的德裔美国学者深刻地揭示出来：
1.普世价值不存在。摩根索认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国际政治领域从来就不存在，它只是强国用来美化自身、控制对手的策略。
2.国际法、跨国经济合作靠不住。和虚假的普世价值不同，国际法、经济合作是真实存在的，但都靠不住。国际法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的世界政府，也没有真正的世界警察和世界军队，所以，国际法的裁决无法落实，最终沦为强者的游戏。至于经济合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战前的英德，二战前的日美，经济合作和相互依赖程度非常深，但丝毫不妨碍二者刺刀见红，拼个你死我活。
3.帝国主义正在由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过渡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是最隐蔽、最持久、最有效的帝国主义形式。
4.普世化的民族主义最可怕。就像前面所说的，摩根索不相信有普世价值，但很多国家在标榜自己代表普世价值。摩根索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披着普世价值外衣的新民族主义。这种普世化的民族主义更具有攻击性和欺骗性，是未来国际社会中的重大隐患。
因此，摩根索提议美国必须有自己的文化战略和“第五纵队”，要严防被别国鼓吹的普世价值所欺骗、蛊惑，但要不停用美国版的普世价值去迷惑和欺骗别的国家。
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崛起为世界性帝国，和苏联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霸战。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美苏两大阵营的庞大常备军虽跃跃欲试，但谁都不敢先跨第一步、打第一枪，只能通过代理人“推推搡搡”。谁都知道，核国家间的战争必将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战争和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在这个前提下，核大国之间的战略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都十分尚武的美苏，在争霸中选择冷战模式的根本原因。
于是乎，双方情报系统则大显身手，中情局和克格勃不相上下，除了基本的暗杀、窃密之外，双方博弈的重点就是煽动对方阵营国家的社会动乱，在对方政府内扶持自己的力量，推翻自己不喜欢的政府，做的其实都是操纵“第五纵队”的事情。不同的是，美国有着清晰的理论做指导，而苏联则没有。
摩根索针对冷战的新形势指出，在后殖民时代，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存在先天缺陷，可供“第五纵队”进行渗透。美苏中三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取决于谁能更有效地渗透、颠覆、控制最多的新生国家。这个研究成果很快引起了美国官方和学界的重视，他编写的《国家间政治》一书也成为风行美国高校数十年不衰的黄金教科书，为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中情局、兰德公司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核战争烟幕下的心理战争：美国经略的“第五纵队”是打垮苏联的主力军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苏对峙态势初现。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参加的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办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民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改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不知不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杜勒斯说：“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民族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中的真实感人故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在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的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1947年，美国冷战教父乔治·凯南的那篇著名的8000字长电报《苏联行为探源》，堪称是美国战后对外战略的“奠基石”。凯南敏锐地发现，苏联高层的政治权力移交并不稳固。他在电报中说：“一种巨大的不确定因素给苏联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阴影。那就是把权力从某个人或一批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批人手中的难以预测的局面。”当政治权力从列宁转移到斯大林手中后，斯大林用了12年时间才巩固这次权力转移的成果，为此，苏联“牺牲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余震波及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对克里姆林宫本身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可以想见，类似的不稳定以后还会周期性出现，而每一次动荡都是美国的机会。
苏联后来的历史印证了凯南的判断，苏联最高权力转移一再出现“难以预测的局面”，先是出了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后来是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美国则趁机利用这些人大作文章，最终将苏联肢解。
凯南还注重观察和研究苏联政党和民间的问题。他说：“必须作出以下推论，即使是在一个像共产党那么纪律严格的组织里，在新近加入这个党的人和一班自我延期、盘踞高位的少数人(这些新党员绝大多数跟他们从未见过面、谈过话，不可能建立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兴趣方面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一旦分裂因素侵入了党的肌体并使之陷入瘫痪状态，俄国社会的动乱和弱点就会以难以想象的形式暴露出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苏联政权只不过是掩藏着一大群乌合之众的空壳。最终的结果是，一旦发生任何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事件，那么苏联便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最强变成最弱、最可怜的国家之一。”在此基础上，凯南明确建议，美国不应坐以待变，而是要主动地影响苏联国内的发展，美国必须给全世界民众造成这样的印象，美国的体制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借此来打击共产主义支持者的热情和希望。
美国在摩根索理论的基础上，完全采纳了凯南和杜勒斯的主张，制定了分化中苏同盟，肢解社会主义阵营，进而渗透苏联，实施“第五纵队”颠覆行动的计划。
中东“茉li花革命”是美国全球文化扩张战略的最新样本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进入了网络时代。美国也同步实现了军事体系和军事思想的升级换代。
当年美国为什么能够在冷战中击败苏联?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全球90%以上的新闻信息被美国及其盟国垄断，美国实际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发展中国家的非本地新闻有75%产自于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这就赋予了美国巨大的新闻塑造能力和传播能力。再加上美国的一整套冷战思维，“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策略，最终“打垮”了苏联。
进入网络时代后，传统传媒受到巨大冲击。目前，全球有约20亿网络用户在互联网上处理日常事务，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早在1991年底，当时还只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就已经意识到，“信息时代来临，观念传播不可阻挡，美国面临着推动全球自由民主进程的历史机遇”。
10年后，美国国防部委托兰德公司写了一份美国全球软实力战略报告，明确提出了五项建议：
1.在世界各地扩张网络连接，特别是要连接到那些不喜欢美国思想观念的国家;
2.把在世界范围推行信息自由传播作为美国的权力;
3.开发多层次信息分享系统，不仅是确保信息安全，更重要的是制造全球性的信息分享空间，以便公开讨论某些问题;
4.组建一支“特种媒体部队”，随时派遣到发生冲突的地区，搜集与传播信息;
5.国家和非国家组织，特别是与非政府组织建立一套更紧密的协调行动机制。
其实，在这10年间，美国已经开始将控制的重点从传统媒体转向网络平台。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明者，占尽了先机。美国一边诱使别国大力发展低技术产业，一边集中力量在“高边疆战略”的基础上，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完成从电子革命到信息革命的转型，从而使美国达到“领先世界一个时代”的战略目的。当一些国家被美国蒙蔽，仍然在低技术产业不断加大物质投入的时候，美国已经建立起高耸入云的新时代“技术高山”：目前，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最大的门户网站(Yahoo)、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最大的短信平台(Twitter)和最大的社交空间(Facebook)全部为美国所有。
当今全球80%以上的网络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器信息由美国提供，超过2∕3的全球互联网信息流量来自美国，另有7%来自日本，5%来自德国。日本和德国都是美国的盟友，这就等于美国牢牢控制了全世界互联网信息流量的将近80%。相比之下，中国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流量中仅占0.1%，输出流量则更是少到只有0.05%。
此外，美国国防部还拥有46个Youtube频道、91个Twitter种子、46个博客、106个Facebook页面。有专业人士进行全天候维护，确保不断更新精彩内容以吸引粉丝。同时，美军深知，“你自己不把声音传播出去，反面的、扭曲的声音就会淹没你自己”，所以，美军不仅不隔绝官兵和网络，而是引导、训练、鼓励官兵个人主动利用网络媒介“讲述自己的故事”，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美国海军甚至认为，“每一个使用日志、微博和Facebook的海军官兵，都是其所在部队和美国海军的形象大使。”
有了这种强大的软实力基础，美国组建“第五纵队”的规模和效率也大大提升。“阿拉伯之春”就是在美国于2003年成立的全球舆论办公室的直接指挥下，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联合运作的信息思想战的第一次全面实践。
在这场大范围波及中东、北非的“政ZI地震”中，美国通过“推特”“脸谱”等网络平台，实时、高效地指挥了现实世界中的街头政ZI暴luan和“颜色革命”。先是“维基解密”网站于2010年12月公布了一封密码电报，内容是前美国驻突尼斯大使罗伯特·戈德兹披露了本·阿里总统家庭成员贪污腐化的事实，并警告：“对于遭遇日渐增长的赤字和失业现象的突尼斯人来说，展示总统家庭财富和时常听到总统家人叛国的传闻无异于火上浇油。”该文件在网络上出现后，突尼斯国内爆发了罢工和街头示威活动。在此过程中，所有的反政府宣传和集会号召都是通过“推特(Twiner)”“脸谱(Facebook)”和“优图(Youtube)”进行的。
2011年1月25日，埃及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时任总统穆巴拉克辞职。示威游行声势浩大、组织严密，迫使穆巴拉克解散内阁，任命前任情报部长奥玛·苏莱曼担任新的副总统。这次bao动的主要组织团体“4月6日运动”就是以“脸谱”为平台组成的一个网络组织。“4月6日运动”的负责人马希尔在华盛顿接受“卡耐基基金会”采访时说：“这是埃及青年人第一次利用像‘脸谱’和‘推特’这样的网络通讯工具进行革命，我们的目标是推行政zi民主，鼓励民众参与政治进程。”
在该组织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潜在势力，无不与美国主导的网络力量联系密切。如埃及反对党领导人之一的戈尼姆，就是一名“谷歌”公司的工作人员，他曾说自己就是1月份埃及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这些抗议活动都是通过互联网的社会网站进行宣传，告知年轻人活动举行的地点和时间而组织起来的。在埃及，使用社会网站组织抗议行动的成效最高，因为每3个埃及人中就有1个使用互联网。在街头bao乱开始后，埃及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切断了国内的互联网。但各网站仍然向外界通报埃及局势的最新进展。在“谷歌”公司的帮助下，技术人员建立了“Speak-2Tweet”服务，埃及人可以通过该服务打电话，并留下音频信息，这些信息随后被传送到“推特”上。专家认为，“脸谱(Facebook)”在埃及地区的普及率之所以提升，主要因为它能够表达对当局行动的不同意见及组织反政府示威。有鉴于此，部分西方大众传媒将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事件称为“脸谱及推特革命”。
又如动员埃及反zheng府势力进行示威游行的核心力量Kefaya(正式名称是“埃及变革运动”)，也是一个虚拟组织。它成立于2004年，是“4月6日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早期充分利用新兴社会媒体和数字科技工具，作为动员埃及民众的主要方式。该组织采取使用政zi博客、发布未经审核的“优图”短片、图片等形式shan动埃及民众进行示威游行，手段极为专业。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利比亚。在利比亚内战初期，示威者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传输介质，争取支持，呼吁为民主而战并与外界沟通。利比亚的反政府组织“网络活动家”，利用美国全球社交网站“推特”和“脸谱”来组织反zheng府活动，呼吁将2011年2月17日定为“愤怒日”。仅在2月16日当天，网上报名的追随者就超过了4000人。到2月17日，拥护者更超过了9600人。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奥马尔·马哈穆德称，为了使人们走上街头，他们利用了交友网站“马瓦达”，该网站不在警察的监控范围内。正是利用了该网站，利比亚反对派成功地联合了17万名卡扎菲的反对者。
在冲突加剧后，利比亚政府关闭了互联网，但北约立即为反对派提供了网络支援，使得利比亚国内和境外的反政府力量能实时相互沟通。从2011年2月23日开始，一名美籍电信公司高管和他的朋友领导的工程师团队，帮助反政府力量“劫持”了卡扎菲政府的蜂窝无线网络，建立了自己的通信系统，让反zheng府组织领导人更容易与外界交流或请求国际援助。反政府组织还在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了一个不受的黎波里当局控制的独立数据系统，并破解了卡扎菲政府的手机网络，获取了电话号码数据库。利用这些信息，他们建立了被称为“自由利比亚”的新通信系统。4月2日，新通信系统开始测试并运行。随后，他们创建了由“谷歌地图”组成的战况图，以此追踪报道相关事件，该战况图在12天的时间里被网络用户浏览达31.4万次，至少被20多家新闻媒体转载，影响巨大。
美国培植“第五纵队”的最终目的在于瓦解敌对势力政quan，而实现其目的又无外乎两大模式：一为“击垮”苏联的模式，通过思想渗透，扶植体系内的代理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肢解对手。二为“阿拉伯之春”模式，通过社会性动员推动现实政变，自下而上、由外而内地消灭目标政权。
今日之美国，正顺着布热津斯基为美国全球战略制定的三条战线，以军事力量为“正兵”，以经济和文化力量为“奇兵”，以网络为主要通道，同时对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发起全面的“信息思想战”。2013年底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动的最新“民主”攻势的缩影，而同时，与中国交好的委内瑞拉和泰国，也都处在“民主革命”的煎熬之中。更需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由于美国的幕后操纵，也骤然掀起了港独游行、冲撞驻军以及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等事件。对于中国而言，“新型战争”已经兵临城下。
美国多年来处心积虑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有一个相当机密的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条诫令”，其关键词是：蛊惑他们的青年人，鼓励他们鄙视所受的共产主义教育和吃苦耐劳精神，让青年人与他们的政府离心离德;制造人民和社会分裂，时时处处宣扬西方民主，丑化其领导，制造更大更强的动乱，暗地里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战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长期、彻底、全面的国家和政权颠覆战略。但是，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战略目光如炬、极富远见卓识，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反击和平演变、邓小平“两手都要硬”的做法，让美国的文化入侵战略连连受挫，其在华培植的“第五纵队”也屡遭灭顶之灾。但美国和西方并不甘心失败，仍然步步为营，加紧进行对华攻心战。
改革开放之初，“福特基金会”便大举进入中国，对我国的一些高级研究机构和研究生院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学的经济学者提供资助，邀请学者到美国各类机构进行“访问研究”。
“福特基金会”有何背景?学者王绍光曾介绍说：“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再以基金会的名义把钱“捐助”给其指定的对象。……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的经费来自中情局。”
美国的这类基金会绝非只是零星地资助几个中国经济学家，而是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界进行全面的诱导和渗透。例如，“福特基金会”于1988年就与中国一些高级科研机构开始建立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经济、法律改革、教育、文化，还包括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等领域。该基金会资助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和智囊团，并以巨额年度预算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计划，以期在政策领域对中国产生影响。该基金会还在美国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研究生协会”。
20世纪80年代，“福特基金会”推出了“福特人才培养计划”，资助大批国内精英到美国著名大学学习、研修。同时，以与中国政府和某些大学合作的名义设立人才共同培养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培养出了一大批经济学人才。这些人，如今已成为中国经济界的骨干力量。
2008年3月20日，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需要指出的是，参加招待会的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一位与会者曾感叹：“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透过这一现象，让人深感忧虑的是，“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间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就获得了在中国学术界和知识精英阶层如此规模的影响力，而其潜在的影响力更是无法估量。
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曾不失时机地“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1986年，他成立了一个“改革开放基金会”，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两年多的时间，索罗斯共计赞助了中国将近300多个项目，总赞助额约250万美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学者以及接待美国来华人员、进口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书刊、建立讨论性质的沙龙，以及资助文化产业。2005年，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为一家名为“国际公平桥梁”的机构提供了45万美元的资助，支持它在中国开展刑事辩护方面的培训。“开放社会基金会”还联合“福特基金会”，共同资助了分析报道中外NGO动态和发展的《中国发展简报》。
这些研究活动，使美国有机会掌握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并为其寻找中国社会和体制的不足之处和战略突破口提供了条件。
100多年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就曾提醒当时的总统希奥多·罗斯福：“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因此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他认为：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也是完全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曾宣称：“美国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信息、国际交流以及类似的软手段来破坏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对此持任何异议的人都无法阻止它。”
由此可见，和军事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不同，经济和思想战场上的较量是暗战无声，但却更加致命。
2013年元旦，发生了“南周”事件，在“吴英案”中利用网络兴风作浪并尝到甜头的那批人，这次居然妄图借助舆论“绑架”中yang大政方针。之后，还是这批掌握了网络舆论话语权的人，又将攻击目标锁定到经批准后上网的中国军人代表，采取造谣抹黑等方式对他们进行恶毒攻击。随后则是“红十字会”事件再度发酵、被炒作，在中国国家级慈善机构被妖魔化的同时，一些背景复杂的基金会借机“登堂入室”，个别基金会的资金来源甚至与达lai集团有关。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发生，这本是一个铁路交通运营中的偶发事件，与高铁技术、项目质量无关，然而，网络“第五纵队”却借机向高铁乃至整个铁道部发起舆论攻击，全力鼓噪中国高铁项目下马。而借此事件煽动舆论围攻背后的战略动机，一是破坏中国通过高铁布局的西进战略;二是为国外航空集团的现实经济利益服务。这和《新快报》事件中，境外机构出资雇佣中国无良记者抹黑中国设备制造企业的用意如出一辙。
由于掌控着传播迅速、动员力巨大的网络媒体，同样的一批人按照操纵“吴英案”舆论的手法，又制造了“陈宝成事件”。2013年8月11日，原《南方都市报》记者、现任财新传媒记者陈宝成在家乡平度为拆迁维权，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拘。随后，大批网络“公知”掀起了声讨平度政府的声浪，一些接受西方资助的法律学者也倾巢出动，借法律名义给青岛市委、市政府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海外“金主”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指挥下，出巨资资助大批律师、记者进驻平度，鼓动当地村民反抗政府，试图将平度事件搞成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通过该事件可以看出，网络“第五纵队”已经具备高度的组织化、程序化特点，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借助网络直接向中国法律体系和政府发起攻击。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维佳分析新浪微博上有关“吴英案”的言论之后提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实际上为“党派性”的意见表达和特定政治观念的宣传提供了主要渠道，这一平台上所提供的言论与意见，与任何传统媒体相比，都具有更明显的“党派特征”和“宣传意味”，而不是公共性和开放性。在微博特定议题的讨论中，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由社会角色和阶层属性十分相近的固定群体构成，持有同质化的政治观念，与这些政治观念相悖的事实和意见很难进入群体的讨论中;这一群体在讨论特定政治议题时，有着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并利用网络空间主动发起政治动员，试图影响现实政治决策，甚至推动政治体制变革。加拿大西蒙雷泽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赵月枝对此评论说：在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宣称下，我们看到了微博上面“赤裸裸的阶级性”。这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经典的一句话：“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赵月枝指出，今天我们要反思：公共性是不是以阶级性为基础的? 是不是不能抛开阶级性来谈公共性?
在国内一小部分反dong学者，利用网络掀起反gong、反政fu乃至反hua舆论狂潮的时候，十四世达lai集团、热比ya、疆du、藏du等邪jiao组织是“第五纵队”的盟军，不失时机地予以配合，妄图内外联手、里应外合地颠fu社会主义中国。
隐形外资军团以网权力为抓手，隐秘地控制网上思想舆论阵地。
2013年初，在一些所谓“公知”针对经批准后上网发言的中国军人代表的围攻中，这些披着“微博知识分子”的人与美欧等西方世界的远程舆论配合更是“默契”。境外反hua网站还发出《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文章，攻击中国军队是“中共独cai专制的堡垒”。他们认为，利用网络舆论的动员、围攻，通过“一个个看似小，却意义十分深远的战役，步步为营”， 不断拱卒，再持续10年左右，中国便可“颜色革命”成功，“迎来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美国和中国国内的西方“带路党”，大概把中国当成了尚未垮塌的苏联。美欧各类媒体对中国“公 知”们的每一个“胜利”都及时鼓励，但对于中国爱国网民迎头痛击这些为虎作伥的“公知”，中国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狠狠打击，并将其中上蹿下跳的带头者一举抓获时，美欧媒体却装聋 作哑不发一声。
最后是豢养一批网络“打手”，以被判刑法办的“秦火火”等人为代表，持续制造各种谣言，以此搅乱网络舆论环境。他们采用美国全球传播办公室的舆论战术，围攻那些为党、国家、民族仗义执言的爱国人士，抹黑、颠覆传统道德楷模和标准，攻击国家机关，损毁政府形象，手段恶毒、态度嚣张。
互联网是美国发明的一项划时代技术，在中国绝对是一个新生事物，但这个新生事物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和震动，超过以往任何一种技术发明：互联网引入中国仅仅10多年时间，就几乎蔓延到中国所有角落。
在中国忽视这一新媒体革命浪潮的时候，美国却抓住机会，入股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然后，又帮助这些有着“中国肤色”的网站在中国“攻城略地”，等中国官方恍然大悟也着手建立网站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大型门户网站，都已经被外资所控制。
与此同时，美国还对网络新媒体的从业人员进行了政治甄别、思想培训和资本绑定。美国派出在“微软”“谷歌”任职的美籍华人，对各大门户网站的主要管理人员进行全方位的培训，控制网站内容制造团队、技术团队人员的任用、提拔。通过这种思想上、资本上的双重控制，美国彻底地把这些掌握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人，培养成了美国“普世价值观”的忠实信徒和美国战略的全力推行者。体现在行动上，这些由外资控制的中国门户网站，不断推荐、发布那些追捧西方价值观念、贬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和新闻，而对广大爱国民众、学者和言论观点则进行压制和屏蔽。这就是近年来，丑化毛泽东、诋毁中国共产党、攻击中国政府、抨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污蔑道德楷模、贬损英雄人物、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充斥此类门户网站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党和政府的宣传系统中，媒体坚持正确、客观的舆论导向和把关标准，是极其严肃、十分明确的。但在外资控制的各大中国门户网站，利用其网络新闻自主权，有意选取具有反共、反政府意识形态的各类学者、作者，作为特定版块的信息内容制造者，同时，又利用技术手段，将这些言论和观点强行推介给广大网民，扩大负面影响。通过开设微博，将特定人员轻易打造成所谓的网络“意见领袖”，进而通过这些人大量吸引网民、败坏舆论风气，形成对抗政府和传统媒体宣传力量的新平台，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武器库”中的“重型武器”。
除了微博、微信和论坛之外，搜索引擎也是如此。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多年来网络传播带来的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已使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加尖锐和复杂。一大批工作在电视媒体、杂志报纸、影视界、音乐界、出版界，以及教学科研岗位的人，像被“僵尸”病毒控制的电脑一样，不知不觉地被“意识操纵”，从而将自己被网络舆论洗脑后的思想和言论，通过自己所能掌握的电视节目、教学内容、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音乐作品等向粉丝、观众、读者、学生传播，进而扩散、形成了一种反党、反社会、反国家体制的不良舆论风气。
美国深知，信息不仅是舆论话语权，也是一种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美国的网络政策和网络战部队，就是要把这种世界新的权力形态变成美国特权。为此，伴随着战略东移围堵中国，美国正在通过网络对中国发动一场信息思想战。
美国此次战略东移的如意算盘主要有两点：一是保持强大的随时可对中国实施快速军事干预的能力，保持对中国的军事高压态势，以压促变、以压促乱;二是一旦时机成熟则快速出手，与在中国内部培植的“第五纵队”里应外合、“扳倒中国”，除掉未来可能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最大战略对手。
结语：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是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舆论管理、思想引导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是，随着近年来网络传播技术兴起带来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归根结底，还是一些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导致的。最为直接的证明是，一些高校的教授公然发表违反党纪国法的文章和言论，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些散布反动言论的教授、学者们，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行政处分，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党纪处分，所在单位的宣传部门、组织部门，乃至负有责任的教育部门、司法部门集体“失聪”“失明”“失语”，奇之怪哉!这种不作为也在当今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
此外，由于各主要门户网站均被外资控制，其内容制造团队也是由外方选配，因此，管理层甚至整个工作团队都由亲西方人员担任。国家虽然限制了商业门户网站的新闻采编资质，但这些网站通过篡改标题、转载博客文章、选择并加工亲西方的传统媒体文章等手法，非常巧妙地绕过限制，担负起西方文化“战略炮台”的使命。它们将那些反毛、反共、反政府人士，通过技术手 段打造成“意见领袖”，再由他们煽动和制造社会舆论事件，在网络上兴风作浪。而传统媒体在此类意识形态斗争中，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况。
可以说，在美国实现网络化社会转型的10年间，是中国受到网络威胁和舆论攻击最为严重的10年，也是我们政治安全状况最差的10年。由于职能部门对网络管控不力，造成了今天网络上反党、反政府、反华负面舆论横行泛滥的局面，严重毒害了社会风气和中国青年一代的心灵，给党的形象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中被美国所传播的“普世价值”洗脑的中国人已不在少数。而美国正是看到这样一支力量在成长壮大，在深入中国的各个阶层，所以采取接触与遏制的战略，外压与促内变相结合的战术，一边从国家层面上试图把控中国，一边又在中国内部大力培植“第五纵队”，平时用以牵制中国，关键时刻则发挥内部瓦解和颠覆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如何从社会规律上研究经济改革和政治安全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学术层面也是决策和操作层面的问题。
【2013年老文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