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俊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新书研讨会综述

                 正是中华文明远古时代公有制经济与道德政治的基因与传统，使中国自春秋齐国之后，产生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不是乌托邦的空想，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主观设计出来的，而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2017年4月28日，知识产权出版社，经济学家周报社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举办的“从历史源头发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暨《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新书研讨会” 在知识产权出版社召开。

首先，《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一书作者李学俊先生(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高级研究员)作了《中国古代为何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演讲。

他介绍说，该书不是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观点与立场先行之作，而是在研究西方诸多理论，不能解释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不绝这个世界之问之后，重新解读《管子》及其他中华经典与历史之后水到渠成的自然发现。

他指出，管仲的国家理论认为中国的国家起源于制止强暴，国家职能是发展经济，保护人民，管理社会。

他认为，正如黄现璠、张广志等历史学家所证明的那样，中国原始社会解体后虽然产生了奴隶，但没有进入西方式的奴隶社会，而是进入了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其重要原因是中华远古时代实施德政，没有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战争，因此也就没有大量的战俘沦为奴隶。即使尧舜平定三苗之乱，也没有将其族人降为奴隶，而是将其迁徙到边远地区。商灭夏，周灭商，同样没有将前朝统治者的族人降为奴隶，而是将其分封各国，有的还封为诸侯。其次是由于自黄帝以来实行井田制，没有土地买卖，也就基本没有土地兼并与土地经营者破产沦为债务奴隶。再次，没有古希腊古罗马海盗抢劫商人，使其沦为奴隶。

他考证认为，远古时代的经济政治模式是土地与资源公有，全面发展农工商各业的模式。第一，实施有德的政治：发展经济第一，将民生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第二，建立有效的制度：实施土地与资源国有制+井田制的产权制度。第三，有为的君王：君王几乎都是技术创新者、技术发明者、技术推广者。有巢氏发明房屋建筑，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与结绳记事，伏羲氏发明了文字与畜牧业等六大创造，神农氏发明作物种植与医药业，黄帝发展农牧业与手工业与矿业。第四，有力的政府：规划+市场+调控，政府引导市场有效配置资源。

正是中华文明远古时代公有制经济与道德政治的基因与传统，使中国自春秋齐国之后，产生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不是乌托邦的空想，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主观设计出来的，而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北京大学(美籍)哲学教授安乐哲  (Roger T.Ames)先生从比较哲学的角度作了主题为《儒学角色伦理学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的演讲。

他指出，东西方交流之中，现在处于严重的不对称状态。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对中国的了解。重要原因是中国经典西译过程中有许多翻译很不准确，造成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与降格，最可怕的是现代西方对中华文化经典没有什么需要，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中国的严重偏见加剧了此种现象。

中国近代大量引进西方文化教育，把现代主义带进来。从中国立场看，现在对儒学的翻译不准确，将儒学翻译成孔子主义，而儒学是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此种翻译就误导了西方读者。

现在人们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年轻人追逐自由主义，个人主义。

所以，我们的责任将进化性的儒学传播到西方。

西方个人主义的泛滥导致西方社会成为有限的游戏，我们的目标应该将这种有限游戏转变为无限游戏的模式。现代化不应该是西化，也不是中化，应该是中西化。儒学应该在此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作了主题为《“中国特色”是什么?》的演讲。

他说，我们讲中国文化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李老师的这本书就触动了其中的根本问题，牵涉到许多基本观念，非常重要，与我的比较哲学研究相联系。

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西方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

资本主义就是金钱主义，钱主导世界，主导社会，主导人。社会主义就是人与人命运不分的关系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义。按安老师所说，资本主义就是有限游戏，社会主义就是无限有戏。李老师这本书追到了《管子》理论，发现了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能在中国文化中找到呼应的价值观，就是一多不分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人与人彼此关系是分不开的，就是命运共同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价值观不是西方价值观。因此，“中国特色”是从《管子》到现在两千多年一直贯穿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对世界看法都是一多不分的。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历史根基。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手段，就是以一多二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假设的世界观，看不见的手也是假设的，是虚构的。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假设，只有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有，与我们平常讲解决民生，生计是不同的概念。它是为了积累私有财富的。亚当·斯密提出这个理论不是他内心的话，所以他写了《道德情操论》，说明市场经济不是他内心所要说的，说明《国富论》中提出的市场经济理论是没有道德性的。

马克思从来没有将科技视为第一生产力，认为人第一位。这就牵涉到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必须有道德伦理引导，否则将危害人类。

还有“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口号，我们一定不能拿过来作为治理社会的指导思想。刚才李老师讲了，中国政府不是西方契约政府。西方政府在其经济理论上是不能干涉企业的，在那个意义上，才可以“法无禁止即可为”。中国的政府是有为的，是家长的位置，家里发生的事，政府都得管。特别是老百姓受到迫害，受到暴力的时候，政府必须挺身而出。

我们只有搞清楚了以上诸多问题，我们的改革才能走上真正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之路。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新法家网总编翟玉忠先生作了《返本开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演讲。

他认为，李老师关于货币与商品双向调控的理论实际是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他谦虚地指出，这对他的研究有影响，在四年前出版的《国富新论——中国经济学轻重之术》中，就用一节讨论这个问题。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经济因素，二十世纪初中国学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陈焕章先生在美国出版的《孔门理财学》(翟先生已译成中文出版)，就有八章专论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政策。凯恩斯为该书作书评，马克斯·韦伯将该书收入其著作的参考文献。但是，后来席卷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极大阻碍了学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发掘，建国后也没有能系统地汲取中国传统中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例如大公无私，这本是道家心法，是四个修持环节最后一环。遗憾的是，只提出了口号，没有讲如何修炼。没有实际的修持而口头讲大公无私就变成空话，无法形成真正的大公无私，所以，这种失误是灾难性的。

他强调，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都建基于她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脱离文化土壤将成为空中楼阁。目前，社会上政治正确性，政权合法性以及文化正统性的问题都提出来了。返本开新，守经达权，深入研究，充分汲取传统文化资源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所以说，李学俊先生《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

他特别警告，现在国学界有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现象，有的学者视野思想狭隘，以西释中，以西方分科思想割裂中华文化整体思维，这是断人慧根，可能会导致以西灭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辛向阳先生作了《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演讲。

他指出，社会主义确实有历史源头。科学社会主义有四个特点：一是它是大工业的产物;二是共产党领导，所以习主席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三是公有制;四是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实吸收了许多古代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东西。但我们不能一说自信就所有问题都要从历史中寻找，认为世界什么东西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包容性的，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习主席就讲，什么是民族特色?民族特色就是善于把别人好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而我们这个民族已经把其他民族许多好东西变成了自己的，包括社会主义理论。

李老师研究的管子理论对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有借鉴作用。

第二，如何吸收历史传统文化?需要改造与革新。例如孝文化，就是过去有其现实基础：父母在，不远游。但现代社会全球化了，大多数人已经远离父母了，所以这个基础没有了。孝文化会不会消失呢?所以，文化自信需要改造，它不会自动发挥作用。毛泽东就将汉代的实事求是改造成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党内生活的首要规范，把姜子牙的三大法宝改造成共产党的法宝。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但到底是谁改造谁呢?将来会不会“离婚”呢?市场经济很可能不断改造政治。党和市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二者存在矛盾冲突。现在搞市场经济就遇到挑战。到底遵守那个规则?搞不好，市场经济就把你改造了，颠覆你所有的逻辑。这是我们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苏共亡于计划经济，它将如何改造你?所以我很赞成李老师讲的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将其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厚土壤。习主席2014年在法国讲，两千年前我们中国向世界贡献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当然我们现在又讲到管子、孙子、荀子、韩非子。我们现在给世界贡献了什么?主要是裤子、鞋子、袜子。这值得反思。我们要在继承古代思想家们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创新，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所以我们讲文化自信，我赞成田老师讲的不能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中华文明是开放的，五千年只有四百年闭关锁国，98%的历史都是开放的。安老师也讲现代化是中西化，我们不能将文化自信变成文化自傲。

中国文化自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习近平主席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包括即时空分析法，被我们忽略了。用来分析北京房价等问题特别管用。

马克思说，资本的运动是时间性空间性，资本的祖国在北温带，所以发达国家几乎都在北温带。资本越发展越是力求用时间挤压空间，最终消灭空间。所以经济全球化将使人感觉没有空间距离。

传统文化是我们重要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灵魂。李老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书对中国历史文化系统的梳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杨柳新教授作了《儒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与孔子人文主义的对话》的演讲。

他说，我们需要把李先生的这个研究成果放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背景中来考察。大家都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复苏，凡是谈到东西方方辩证法的汇通，田老师的《中国辩证法》一书是绕不过的。如果谈古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与我们今天西方传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关系，这中间的问题，那么李老师的这本书也是绕不过去的。田老师的书和这本书都是重要成果，非常可喜，预示未来还有很多成果。

中国文化体大精深。李先生这本书目前讲到的问题基本属于外王的问题。还有内圣的问题，关乎人类共同体的共同的价值观。是钱的价值为上，还是人的价值为上?不能颠倒。

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不是个体。马克思认为如此，孔子也认为如此。基于这样的理解，马克思才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出未来的人类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止于至善。管子思想也包含了道之全体，从管子到孔子，他们的理论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后来诸子百家虽然是分道之经，但道还在。因此弘扬中华文化，这些都是必须继承发扬的。

安老师讲到中西方文化交流目前不对称，中华文化输出弱于西方文化输入。安老师的潜台词是中华文化的巨大能量尚未爆发，一旦爆发出来，将看到另一种不对称，即西方文化已经显示其虚弱，已是强弩之末，下一局将是中华文明扩展。西方文化引领人类走入迷信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文明，将人类引导到悬崖边上，再往前走没路了，未来必须上升到德性的文明，德性的文明哪里来?中华文明是源头。

其次，西方文明带领人类进入分裂的文明，反生态的文明。而中华文明则是强调统一，坚持生态的文明。

总之，德性的、统一的、生态的中华文明必然引领人类进入更为光明的文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秋爽结合她对元代大都的研究，论述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她认为，元大都是同时代的世界城市，市场经济，特别是文化市场非常活跃。元大剧的作者都是在市场中讨生活。经济独立，思想自由，与元代统治者的价值观不同。但是元代的政府管理也非常有效，元大都很多文化项目都是政府主导，例如戏剧演出，甚至女子足球队都是政府在起作用。元代政府有形的手有效地引导了市场经济与文化发展，对于今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经济学博士，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国计学》作者程碧波先生作了《继往开来推动中国古典国计学的发展》的演讲。

他认为，管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之源，道家是中华文明的主干。市场经济发源于中国，西方经济学发源于家庭而不是国家，由于是基于庄园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最初并不需要交换。中国自古就有市场交换，而国家管理市场经济，解决国计民生需要统计计算，统筹计划，于是产生了国计学。而《管子》一书中就有最早的国计学思想理论。

国计学需要定量分析，进行严格的数理逻辑推导，而哲学，如《易经》的方法是比类取像，不能进行严格定量分析和科学的数理推导。正因为如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没有科学基础，所以不能进行数理推导。但事实上，中华文明有严密的数理逻辑，其文化真源之一就是《周髀算经》。《周髀算经》已经计算出地球的周长，预言了赤道附近有不死之草(即常绿植物)，南北两极的极寒现象。黑格尔没有看到《周髀算经》，所以，他说中华文明是没有科学基础的。

中国古典国计学已经覆盖了经济平衡理论，通货胀缩交替原理，常平法和市易法等等理论，已经能够支撑中国金融、国际贸易，税赋，统计等等领域。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先生作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几个根本缘由——兼评李学俊道政社会主义理论若干基本理解》的演讲。

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一书对中华文明进行了全新解读，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大生态系统的存续，运行发展的主线。从历史发展源流上看，古代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故乡;从核心理念上看，中华文明的最高原则与核心思想是遵从公平公正的天道;从依托的经济基础上看，以公有制为基础。也正因此，他赞同李学俊先生对古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界定。

第二，道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于：建立卓越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于是，从根本上破除了今天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即破除了逐利无穷大与责任无穷小的内在矛盾，理性地开辟出新的光明大道，发展出和谐的物质文明，价值文明和信息文明。

第三，道政社会主义的科学资源配置模式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的“活劳动”理论及其劳动资源配置论。管仲及其理论有效地应对解决了经济社会前进流变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第四，道政社会主义是在不断正确处理和解决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这一根本矛盾中探索出中国特色的路劲。管仲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还解决了春秋齐国开国以来实施300年之久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严重贫富悬殊与经济危机，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古典市场经济模式。

第五，道政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基本内涵的东方古典形态。管子实施资源土地国有，每十年定期分配土地产权，建立国有盐铁企业，依法保护公私合法产权，依法剥夺高利贷者的非法所得，实现全民有合理差别限度的共同富裕等政策，所以执政四十年大获成功。

第六，道政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在于“知礼节”与“知荣辱”的进一步深化。这是管子治国富民的底线，即保证民众的温饱线。在此基础上实施道德教化，使全体人民懂得礼义廉耻。同时，使我们更加认清了在跨越温饱线之后更加大踏步地迈向小康，迈向更加光明灿烂之未来的正确性及其战略意义所在。

第七，道政社会主义的可持续的活力在于不断创新，解决生产有限性同消费无限性的矛盾。社会最大的矛盾是基于财富分配多寡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之间的矛盾，因此，财富分配便成为国家治理的最根本问题。道政社会主义首先实行富民政策，实现民众贫富有合理差距的共同富裕，所以管仲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会议秘书处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2017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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