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最为劲爆的国际新闻莫过于土耳其里拉暴跌了。

     上周五（8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土耳其加倍征收钢铝关税。这意味着美国将对从土耳其进口的钢铝分别加征50%和20%的关税。土耳其里拉应声开启剧贬模式，并引发了国际投资者对新兴市场货币的普遍担忧，南非兰特、印度卢比、墨西哥披索等新兴经济体货币以及欧元兑美元的汇率走势，也应声下跌。

     牛津经济研究院综合考虑通胀、经常账户赤字以及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的比率等因素后，认为下一个遭难的可能是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   高级经济学家 Evghenia Sleptsova 称，乌克兰外国投资低，依赖外国贷款，这种情况“非常严重”。

     有自媒体称，土耳其依靠增发货币拉动经济增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在过去若干年中带来了高增长率，在短短十年中GDP翻了三倍，但是这种依靠政府行为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再加上惹怒了美国遭致经济制裁，因此导致货币崩盘。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显，这是把土耳其的状况与z国进行类比，大概z国也要步其后尘吧。

         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这一事件到底会引发什么后续影响呢？

       让我们先简单捋一捋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个叫做安德鲁·布伦森（Andrew Brunson）美国牧师，据说是引发土耳其里拉暴跌的导火索。

   这个被特朗普大赞为“伟大的基督徒、忠于家室的好人”的牧师布伦森，现年50岁，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北卡罗莱纳人，但作为一名福音派长老会的牧师，他在过去的23年都居住在土耳其。

直到2016年之前，布伦森都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牧师。

作为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土耳其，怀着将基督的普世光辉传播到异教土地的理想，在土耳其的土地上兢兢业业传教，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世界宗教分布图

深蓝色：天主教系  

中蓝色：基督新教系  
天蓝色：东正教系  
明蓝色：埃塞正教  
浅紫色：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  
深紫色：犹太教  
深绿色：伊斯兰教逊尼派  
浅绿色：伊斯兰教什叶派  
桔黄色：印度教  
淡黄色：佛教  
鲜红色：中国传统信仰和宗教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并在不到24小时便宣告失败，但由此引发的后续效应持久回荡在土耳其政坛。

     除了指称流亡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土耳其宗教人士费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是此次政变的幕后策划者，三个月之后，土耳其政府下令逮捕了当时正在土耳其境内的布伦森，指控其涉嫌密谋颠覆土耳其政权。

2018年3月，布伦森被土耳其当局正式起诉涉嫌间谍罪，且与恐怖组织有联系。具体来说，就是指控布伦森支持土耳其非法组织库尔德工人党，以及精心策划政变活动的“居伦运动”。如果法院最终认定布伦森有罪，他将被处以最高35年的有期徒刑。

2018年4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牧师安德鲁·布伦森是一位优秀的绅士、美国的基督教领导者，他在土耳其无故受审。他们称牧师是间谍，那我跟他比起来，更像一名间谍。我希望允许他回家，回到他美丽的家园。”

   特朗普写这段话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想到自己“通俄门”嫌疑还没有完全洗清，有感而发，居然脱口而出“我更像一名间谍”。某些反特朗普的美国媒体恐怕一直坚信，特朗普就是普京派来的间谍。

   也许有人会说土耳其这是乱扣帽子，泼脏水，随便栽赃这个倒霉的在土美国人为间谍。不过，说到搞间谍活动以及污蔑其他国家的人为间谍，某个国家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美国指控土耳其，大概就跟乌鸦站在猪身上嘲笑猪黑一个意思。

远的例子不说，就说最近发生了两件事。

8月8日，西方媒体Politico报道特朗普在一个私人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晚宴中表示：“几乎所有来自这个国家的学生都是间谍。” 虽然特朗普没有明确提到是哪个国家，但与会者认为明显是指中国。之后，一些西方媒体如Inside Higher，Vanity Fair，The times等均有转述，标题基本大意都是，“特朗普说中国学生是间谍”。有的报道内容甚至从不指名变成直接说来自中国。

消息传出后，在美国华裔中引发舆论哗然。美国华人联合会(UCA)对此事发表声明，称对特朗普这一言论感到“十分不安”。声明表示，陷入孤立主义、偏执等，是“自我毁灭的行为”。

另据美国媒体2017年5月曾曝出猛料，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华各地谍报网于2010年至2012年间被瓦解，导致30多名情报人员被快速准确地找到。当时美国媒体称，并不清楚遭到失败的原因是“内鬼”，还是网络遭侵入。

美国著名国际时事刊物《外交政策》杂志在8月15日刊文称，已找到问题答案：中情局用于和线人联络的通讯系统出了问题。

文中写道，当时这套系统是从中情局中东部门拷贝而来，直接用于中国，但中东的网络安全环境与中国不同。中情局低估了中国的网络渗透能力。一名官员表示，“中国是拥有复杂反情报能力的国家之一”，而上述系统不是为这种环境设计的。

美国在中东地区大搞间谍活动，本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常识。至于借着宗教人士的身份为掩护搞情报工作，更是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悠久传统。在中国近代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借着传教的名义在中国土地上大搞情报活动的案例更是层出不穷。

       比如说，在鸦片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德国牧师郭士立，不仅大肆参与怡和洋行的鸦片贩卖活动，还作为间谍收集中国的各种情报，正是他收集的情报，成为英军对清政府动武的依据。他被称为“牧师和强盗、江湖郎中和天才、慈善家和骗子的综合体”。

       在叙利亚的布置崩盘之后，美国的中东战略岌岌可危。去年年底，伊朗掀起了针对当局的大规模动乱（参见《伊朗政治危机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特朗普悍然撕毁《伊核协定》（参见《特朗普悍然撕毁“伊核协议”，他会重蹈“克拉苏的错误”吗？》）。美国一度将火力对准了伊朗，联合以色列沙特这两个小伙伴围攻伊朗。然而土耳其却与俄罗斯越走越近，并且镇压被美国作为中东战略抓手的库尔德势力，因此美土之间的梁子早就结下了。两年前那次未遂政变之后，美国与土耳其的矛盾已经表面化公开化。只是美国一直以来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顾不上拿土耳其开刀。

   这次美国对土火力全开，大有不把土耳其搞垮绝不罢休的势头，其实还是另有缘由。所谓间谍牧师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正如一百多年前，德皇威廉二世听说山东巨野县一个德国传教士被杀后，高兴得睡不着觉，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对清政府动武，割占梦寐以求的胶州湾的借口。

     很多投资者担心，土耳其里拉暴跌会引发新兴市场以及欧洲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新一轮金融风暴。而这一点正是美国金融资本迫切渴望的。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深林体系瓦解后，美国日益蜕变为金融帝国，通过一轮又一轮的“美元潮汐”，从全世界剪羊毛。也许一开始并没有故意设计，但是食髓知味之后，美国越来越依赖金融洗劫带来的财富快感，并沉浸其中不可自拔，动作也越来越熟练。

   本来，这一轮金融洗劫的对象是z国，如果成功，开放以来近s十年积累的财富将化为泡影。原因有两个：按照目前美国的经济体量，能够给美国补血的经济体基本也就剩两个半，其中中欧各算一个，日本算半个；其二，z国日益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触及美国设定的“60%GDP“那根致命红线。

       搞定z国，既消灭了挑战者，由解除了自身的危机，可谓一举两得。因此，z国就成为m国的”完美猎物“。

       许多人认为交恶是从贸易战开始，实际上之间的暗战一直就没停过，2015年人*币汇率保卫战则是m国发起本轮金融战的先声。然而从15年到18年，z国始终屹立不倒，但是m国自身暗藏的”金融内伤“却越来越压制不住了。就在本月初，国债收益率出现历史性倒挂：

       国债利率就是市场对债券风险的一种标价，利率越低意味着风险越低。国债利率上升，对美国来说还意味着另外一层含义：国债利息飙升，这对于早已是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维持运转的m国z府来说，资本市场对于其偿债能力的信心将不断减退，如果达到临界值，那就意味着z债崩盘。

       对于货币发行机制建立在国债基础上的美国来说，z债崩盘就意味着m元崩盘，而m元崩盘就意味着m国霸权的终结。

       保证国债安全，是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按照当前的形势，保证国债安全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就是促成国际资本大量流向美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没有在其他国家引爆金融危机更为行之有效的手段了。

       面对水泼不进的z国，饥不择食的m国唯有把目标转向另一个庞大经济体——欧洲。本来搞垮伊朗也能达到类似的目的，但是短时间搞不定，m国又等不起。而欠下欧洲多国外债，又紧邻欧洲的土耳其，就是在欧洲造成金融恐慌最好的选择之一。

         土耳其自身的金融隐患，则成为引来鲨鱼嗜血攻击的血腥味。

       申万宏源的研究报告，较为客观地披露了土耳其金融问题的根源。文中写道：

   （土耳其问题的根源来自）长期持续的巨额经常账户逆差。02年之前，土耳其经常账户差额占GDP之比维持在-4%至+4%之内的相对平衡水平，盈余与赤字交错出现，而02年之后，经常账户发生趋势性恶化，02年至今经常账户持续逆差且逆差程度逐步扩大，经常账户逆差平均占GDP的-4.7%。尽管11年至15年逆差一度收窄至-1.1%，但此后再度扩大至18年1季度的-7.9%。

   经常账户逆差之所以是国际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经常账户逆差的经济体必须持续进行资本项下的大规模外汇融资，才有可能满足经常账户的持续走阔的净外汇支付需求。这也就意味着，对于经常账户持续大额逆差的经济体而言，资本账户开放和资本项下外汇融资的需求持续呈现迫切性，但一旦政策框架操作失误、或融资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即可能造成持续的国际金融风险累计。

     经济持续高增长，但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往往构成高风险新兴经济体的一个共同特征，其背后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不足，也意味着经济增长更多依靠非制造业部门。98年之前，土耳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仍在23%以上，而此后制造业在GDP中的重要性快速下降，至10年平均占比仅15.2%。   

     尽管此后制造业占比小幅回升至最近4个季度的17.8%，但这一比例仍远低于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而泰、马两国较高的制造业占比，也是其在经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扭转为持续顺差国的必要基础。

   是政府在持续借入外债吗？不，是商业银行！近年来银行部门借入外债最为激进。从土耳其的外债结构看，银行部门外债占比相对较高。   

   土耳其外债占GDP之比自12年以来持续上升，由40%左右升至52.8%，其中18年1季度商业银行借入外债占GDP之比达到18.8%，而这一比例在2011年仅为10.6%，商业银行成为近年来借入外债最为激进的部门。   而与直观感觉不同，同一时期土耳其政府外债占GDP之比仅从10.0%小幅上行至10.8%，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大规模借入外债用于弥补财政支出这一逻辑并不符合土耳其的实际情况。

由于银行资产绝大部分为本国资产、以本币计价，而负债中相当比例是以外币计价、刚性兑付的债务，那么当外币升值或本币面临贬值压力时，将导致银行体系资产相对减少、负债相对增加，偿债能力系统性恶化的巨大风险，而债务类融资工具的刚性兑付特征和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意味着潜在流动性风险可能短时间内大规模爆发。   一旦这种情形出现，将导致“本币贬值——银行业流动性危机——银行被动收缩资产规模——资产质量下降、融资环境恶化——本币贬值和银行流动性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快来看，土耳其当前所面临的风险更接近东南亚金融危机前的泰国（银行业外债危机），而与阿根廷（政府部门外债危机）有显著差异。

简单地说，土耳其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本国制造业竞争力不足。由于制造业竞争力不足，造成贸易逆差，无法通过国际贸易来积累对内投资的资本，只有依赖大量从国外借债来进行投资。但是投资只是造成了表面上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显著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反而大量流向消费领域，推高了通胀，进一步降低了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外债风险反而不断累积。

     土耳其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早已种下了货币贬值的恶果。美国只不过是顺势而为，让其提前爆发了而已。

     让那些头头是道分析土耳其与某大国种种相似的自媒体失望了，土耳其的情况可以说与z国是南辕北辙，反而与m国异曲同工。m国同样是制造业竞争力不足，巨额贸易逆差，依靠借外债维持经济发展，只不过区别在于里拉不是美元，没有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身份罢了。

     如果没有m元霸权护体，m国不过是一个大号的土耳其。

     早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我就在文章中就说过，凛冬将至，饥饿游戏即将上演。

在全球经济已经触摸上限，并且在预期的较长时间内也无重大工业技术进展引领突破该上限的情况下，世界各大经济体都是问题重重，已经进入“比烂循环”状态，此时，自然生态系统的古老生存法则就会再次发挥作用。

     荒原上的群狼遇到大饥荒，实在找不到食物时，就会开始玩“饥饿游戏”：在狼群里找到一个最弱的，大家群起而攻之，并分而食之，撑一阵；再过一段时间，再将原来次弱的那只干掉，并以此循环，直到找到新的羊群，或者剩下最后一只狼。当然，最弱的狼往往没什么肉，分了也撑不了多久。这种饥饿游戏也会出现另一种极端：群狼合作起来，趁着头狼虚弱或者露出命门时合力一击，头狼强壮肉多，大家分了能活得久一点。

   之前的历次全球性经济危机，要么是靠世界大战解决，在不发生大战的年代，实际上都是靠这种“饥饿游戏”度过危机的。例如90年代初，苏联、日本成了牺牲品；90年代末，东南亚成为牺牲品。本次危机自2008年爆发以来，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受了内伤，其中欧洲伤势较重，已经被牺牲了一轮，但这次危机深度广度远超以往，欧洲割下来的那点血肉还是不够大家分的。看来看去，也就中国身上的一身肥膘能让大家充饥了。

       在这种僵局面前，主要经济体都像荒原上的狼一样，一边舔舐自己的伤口，并小心保护起来以防被对手攻击，一边露出锋利的牙齿打量对手，想找出可以下嘴的地方。

     土耳其只不过是第一个露出破绽的倒霉鬼，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