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

                                                                       王培霖

           6月30日夜，在绵绵阴雨中的南京六合化工园区，民营企业家、南京市六合区政协委员伍宏上吊自杀了。

留在他身后的是两个残破的企业和一个残破的家庭，但他已经无力承担。死亡,已经成了他承担这一切责任的唯一方式。

           2013年底，南京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鑫信担保集团资金枯竭，数百家企业受到连累和影响（详见本报今年1月23日报道《一家担保公司的临终遗言》）。伍宏，是鑫信担保众多客户中的一个，为已然轻生的多名企业家再添一人。

             几份遗书诉说着他未了的心事——还债和企业拆迁。

           资金链撑了很久之后，仍然崩断了，因此“我只能以死谢罪了，我活得也太累了。” 伍宏在遗书中说道。

资金链断裂前的挣扎

           伍宏从事化工行业，拥有两家公司：南京银双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和南京宏诚化工有限公司。

           据南京银双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网站介绍，这是一家“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对（邻）苯二胺生产企业”。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 对苯二胺还出口日本、欧洲等地。

             南京宏诚化工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中间体、化工中间体等生产与销售。

           一位内部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表示，上述两家企业正常时年销售额超1.6亿元，银贷款余额约4000多万元。

             伍宏自杀之前，给不同的朋友写了五六份遗书。其中一份回顾了企业近5年来的坎坷经历。

先是被地方政府部门鼓励做大做强，引入合作方，投资上马新产品。继而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政府又出台刺激政策，公司的融资环境非常宽松，“当时鑫信给我的支持是比较大的”。

           但从2012年开始，融资环境骤冷。与此同时，银行也开始切割与民营担保公司的合作关系。

           “主要是受担保公司影响，这时候鑫信严重影响了我。”伍宏在遗书中说。

           于是，伍宏开始从社会上借钱来填贷款。一直支撑到2013年年底，而此时，财务成本的增长早已经吞噬了利润。

           支撑到最后，资金链终于还是断裂了。走投无路后，伍宏最终决定：“走到今天……这么多兄弟支持我信任我，我只有以死谢罪。”

           拆迁，最后一根稻草

           伍宏在遗书中着重谈的是拆迁问题（写到此处字迹开始零乱），拆迁可能会补偿一笔钱，这曾经给他带来过希望。

           他所在的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化工园区，拆迁非常出名，拆迁纠纷也连绵不断。2012年网上流传的霸气对联“拆天拆地拆天地” ，就出自该街道当时分管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的工委副书记王小康之手。

           2013年下半年包括伍宏的两家企业在内，总共有5家企业被列入了新的规划范围，要实施拆迁。开会很多次之后，另外3家已经拆了。可是伍宏的企业在评估之后，忽然又传出消息说先不拆了，缓一缓。

           不久，政府网站忽然挂出一则通知：他的两家企业被列为“三高两低”企业，要求限期停产。

           有贷款关系的银行看到这则通知，立即开始收贷。伍宏顿感窒息，他使出两招，试图谋活路：千方百计去融资以支撑运转，同时寻找合作伙伴。

伍宏在遗书中表示，经过一番努力，后来终于跟一位科技创业家谈妥，拟合作上高科技项目，对方将注资2000万元参股研发新产品。伍宏恢复了信心，殊料，所在的化工园区却不同意。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当时的说法是，这地块已经有了新的规划，投资上新项目恐怕无法得到批准。而伍宏在遗书中判断，园区不同意的原因或许是拆迁成本会因此抬高。

             拆迁的事又忽然有了新说法，明年，有一条马路将从他们厂区穿过，因此可能会补偿一笔钱。

           他对此抱有希望：“如果我能坚持到明年就好了。可是资金链断了，坚持不到那一天了。”

           伍宏在遗书中分析了他死后拆迁可能的进程。他的主观期望是“我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自己，以此促成早日拆迁。这样兄弟们的钱就不会有什么损失。”但他也设想了拆迁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

           遗书的结尾，他对朋友道：“欠你的下辈子还吧，下辈子还做好朋友。永别了，好兄弟！”

担保之困

             到他厂区灵堂送行的人中，鑫信担保集团董事长付树兵是对伍宏最爱莫能助的一个。他们曾经合作，后来被银行“一刀切”。

           伍宏的了断方式，付树兵已经屡见不鲜。付树兵告诉本报记者，2012年春节以来的日子，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光，几乎隔三岔五就接到所担保的中小型企业负责人跑路失踪的消息。他没有一天能睡个安稳觉。两年来，他的客户中有十几人自杀死亡或未遂，30多人跑路，陷入困境而强撑着的则以百计。

             2012年2月，受京广两地相继爆发的中担、华鼎、创富三家担保公司违规事件影响，绝大多数民营担保机构的业务被商业银行“一刀切”，进而导致全行业业务量开始急剧萎缩。2012年宏观经济不甚景气，担保行业无论是机构数量还是在保余额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在付树兵看来，银行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发现风险苗头，第一反应就是抽回贷款，把企业抽死也在所不惜，根本不考虑这个企业是不是可能有救、是否通过努力就能渡过难关，或者实现重组。而自己作为民营担保公司，最希望企业能够救活、正常生长，进而长期合作。但这一思路不合拍的后果，是鑫信担保也被“卷进了绞肉机”。

           银行跟担保公司之间的关系，担保公司居于绝对劣势。但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担保公司也会“绝地反击”。2013年底，鑫信担保公司向银监会提交了一封举报信，直指曾经的合作方稠州银行存在违法行为，却将风险转嫁给自己。

该举报信列举了5起案例，其中一起为南京洲洋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高跃案。举报信称2011年1月王高跃已经涉入刑事案件，而稠州银行2011年4月仍对其放款500万，且“此客户是稠州银行高层推荐并要求担保公司担保的”。此后，鑫信担保于2012年代偿该款项。

本报此前曾经报道，真正使付树兵陷入巨大苦闷的，是100多件案子积压在法院，判决或执行不了。在付树兵看来，当地司法系统成了经济债务的堰塞湖。

           “鑫信一倒，600家企业受连累。如果按照平均3家联保来计算，将会波及1800家企业。这背后是多少个家庭？”半年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付树兵曾经这样剖析。

           而距离本报上次的报道已历经半年，那些案件依然在法院积压着。据了解，鑫信已代偿了4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