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晚年为何高度评价毛泽东？

长征中的张国焘与毛泽东

　　抖落岁月的风尘，历史将变得从容。1968年10月21日，几名美国官员走进一座普通的香港民宅，拜访一位“重要人物”，以获得主人对大陆时局的高见，供美国政府参考。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移居香港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国焘。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关信息。而在张国焘的这些访谈的资料中，对毛泽东的评价甚高。

　　张国焘曾有过叱咤风云的革命经历，后来却沦为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一直到长征之前，张国焘为革命还是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岁月易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他的野心开始膨胀。1935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最高领导权。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另立“第二中央”，事实上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此后，他一意孤行，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决定，直至南下受阻没有出路后，才被迫北上与中央会合。从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大批判，一向心高气傲的张国焘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渐生叛党之意。

　　就在这时，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曾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投奔国民党后，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中统等处，还当过一段有实权的地方官----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官场的倾轧令他郁郁不得志，很快就被国民党所冷落。解放战争期间，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在香港，张国焘一度与人合伙，办起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张担任杂志社社长，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但不久张国焘就与合伙人产生矛盾，张被合伙人轰走。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看到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许对研究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当时，每月2000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对张国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时年64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

美国解密的张国焘观“文化大革命”档案首页

　　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看中了张国焘，让他对红色中国的时局发表一些看法。此时的张国焘虽远离政治，但仍然密切关注1966年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这三人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其进行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便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 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国焘对毛泽东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与美方来访人员谈到毛泽东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张国焘也认为，在“文革”发动以来的两年中，毛还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从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张国焘还认为，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张国焘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 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继，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

　　“文革”的浪潮很快波及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叛徒，张国焘觉得，如果还呆在香港将难逃厄运。惊恐之余，张国焘夫妇决定出国避难。1968年底，就在接受美国人采访后不久，张国焘一家移居加拿大。

　　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妻子想到他的同乡、曾任国民党武汉警察局局长、现移居美国的蔡孟坚，决定找他帮忙。蔡孟坚与张国焘妻子见面商议办法。蔡孟坚说，20年代末期，张国焘任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时，王明曾将在中山大学读书的蒋经国打成托派，并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经张国焘斡旋，苏联方面才准许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张后又争取让蒋经国去工厂做工。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恩。现在蒋经国在台湾掌权，可以去求助他。张国焘妻子同意蔡孟坚的建议。尔后，蔡孟坚致电台湾，不久，张国焘收到蒋经国送来的一万美元支票。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3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了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脱口而出：“病院有时暖气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一家人听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儿呢?3个儿子都勉强度日，再加上张国焘就更拮据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使他减少些严寒。

　　这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张国焘之墓

　　张国焘死后，生活都颇为紧张的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老伴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这一窘况。蔡孟坚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魂丧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