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的崛起

——再论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

胡孚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新道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重构。它以对道学这一全人类共同的原生态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和现代诠释为基础，吸收儒学、佛学中的合理因素，将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接纳进来，与中华文明融会为有机整体，创立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普世文明，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是21世纪人类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

Neo-Daoism is the thir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t is a comprehensive renewal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Daoism, the primary culture of mankind, absorbs the positive elements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ssimilates the essence of modern Western culture and makes it an organic whole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 so as to create a universal Daoist civilization which has the prime of civilizations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over the world aiming at solving our common problems. This is the only feasible strategy for the 21st Century.  

关键词：新道学、原生态文化、文化复兴、意识革命

           在2001年北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笔者发表了《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①]，综合中西各种异质文化的精华对古老的道家文化进行了综合创新与现代化诠释，以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称之为人类21世纪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这一学术观点能否被世人所接受，并成为各国思想家主导的信念，有待于人类激发一场真正的意识革命，树立起全新的文化视角。这种全新的文化视角不仅同西方社会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而且要从悟道的广阔视野和最高境界去体认。人们终究会认识到，全人类的各种异质文化本来是从同一个原点起跑的，道学的生态文化是人类最初的文明，也必将是人类最后的文明。

                                                   （一）

           道家之学，实质上是一种原始反终、探赜索隐、极数研几、藏往推来、钩深致远、穷神知化的学说，其思维方式在于“执一统众”。“一”是“种子”，是“基因”，是“原型”，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以“一”为“模本”展现某种历史系列，因之世界上万事万物本质上存在着同一性。

           世界上的男人、女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表面看来千差万别，但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观察他们的遗传基因（gene），特定核苷酸排列次序的差异却微乎其微。看来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是表象，而共性却是本质。令人惊奇的是，各色人种自受精卵开始，在子宫中十月怀胎，其胚胎发育都要重演36亿年（特别是近2.3亿年）生物进化的历程，重复从单细胞生命体，到水生多细胞生命，到鱼类，到两栖类，到爬行类，到攀缘类，到古猿，到人的进化系列，这就是人类胚胎的重演律。胎儿自出生后，又从会哭，会爬，会站，会走，会说话，重复人类身体和智力进化的历程，这是人类个体生理和心理发育的重演律。

           其实人类不同民族、国度的异质文化也是一种生命体，也有相同和相异的“文化基因”，也会像生物那样形成各自的“文化生态群落”。在整个地球上，水、空气、石头、土壤等存在物都有物质的同一性，这在自然科学上已无疑义。地球上的植物、动物也存在同一性，都受生命科学规律的支配，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再进一步，地球上东西方各色人种，其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规律也是同一的，可以按同一原理用医药治疗身体的疾病或用音乐调整心理的情绪。他们可以杂居，可以共事，可以通婚，也可以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由地理环境造成的肤色、体质、习惯等差别仅属于次要地位，这在学术界大概也不难理解。曾以“元素周期律”揭示宇宙间物质普遍联系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在《1870--1871年日记》中写道：“科学就是在探索共同的东西中形成的！”[②]当前各国学术界对地球上的自然生态存在同一性尚能理解，但对地球上的人文生态也存在同一性却缺乏认识。实际上，人类各异质文明的不同民族不仅在发生、形成和社会进化的历史上存在同一性，而且地球上这些民族各自形成的传统文化也都含有相同的文化基因，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由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所造成的差异仅处于次要地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地球上人类分布的不同部落都曾有过语言和文字的始创阶段，都曾经历过石器时代，都曾有过漫长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社会。人类初始的文明就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巫史文化，人类的童年都是在天人合德、人神交通的原始宗教中度过的。人自胎儿、幼童到少年，也会重复人类文化的进化历程，这是一种人类心智和文化的重演律。因之，由原始社会遗留给人类文化基因的普遍规律可以断定，以人为的手段消灭宗教的思想和图谋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狂妄行为，人世间所谓“彻底的无神论者”是不存在的，任何人都无法消除自己在进化史上与生俱来的宗教情结（complex）和天人合一、人神交通的心理原型（Archetype）。

         人们一般将“文明”作为与“野蛮”相对立的人类进步状态，并与“文化”混为一谈。严格讲来，“文明”和“文化”的概念稍有区别。人类脱离动物的野蛮状态，历经大约200万年的进化，萌生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是以原始人与自然界争夺生存权的集体活动和自发的原始宗教信仰为核心和先导的，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都能证明这一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大约发轫于距今数十万年以前的有巢氏、燧人氏时期，人类有了居住巢穴，发现了“火”的用途，在数十万年的漫长进化历程中，有了语言，也就自发地产生了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大约距今八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进入了以新石器时代文化为标志的原始社会，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大量人类遗迹和遗物资料可以描述中国文化初期的轨迹。我曾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观念，将人类发展的历史按“社会动力学”分为体力、神力、德力、权力、财力、智力，再到德力逐次演化的几个历史发展阶段。须知这种社会动力学说并非是一种命定的历史哲学，因为具体的社会动力往往是多元的合力，且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也有差异。体力社会尚处于动物阶段的蒙昧时代，原始人完全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支配，中国先民是在有巢氏、燧人氏以来具备生存的保障后才进入神力社会的。神力社会有宗教而无哲学，非理性的信仰压倒理性思考，故仅有“文化”出现却没形成独立的“文明”体系。文明进步的标尺是人类的理性思维，包括人类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反思，文明是以语言、文字等抽象信息载体的使用为标志的。中国在五千年前发展到文明社会初期的三皇时代（伏羲、神农、黄帝），人类从非理性的宗教信仰逐渐转入理性的思考，“文化”开始成为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道学文化发轫奠基，遂由神力社会进化到德力社会。伏羲氏为渔猎和畜牧业部落酋长，开始制作象形文字，至神农氏则兴起农业文明，发明了医药；黄帝轩辕氏则可服牛乘马，训练士卒，能耕能战，抚四夷，和氏族，制礼乐，明职官，发展了氏族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新石器时代巫史文化的高度发展，已具备了原始的礼乐习俗。原始部落在生活、婚姻诸方面的宗教禁忌，为自然之礼仪；祭祀、交际诸方面的歌舞、音乐，有调和氏族成员相互关系的作用。这种原始的礼乐习俗，本身就是当时巫史文化的信息载体，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成为一种文化基因留存下来。三皇时代的德力社会是一种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实行没有阶级压迫的民主制度，部落酋长作为“王”仅为社会承担责任而不享受特权。老子《道德经》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78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7章），就是这种德力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种原始共产制的社会里，“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3章），“以道莅天下”（60章），“以百姓心为心”（49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58章），道学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三皇时代是中国道学文化开宗立基的时代，这种原始共产制的氏族公社并非生产力低下到没有剩余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全充作公益事业，当时的礼乐仪式皆发乎自然之习俗，实质上是德的体现，道在社会上可不待语言而传，为中华民族奠定了深厚的道学文化基因。原始社会的文化是一种自然生态文化，人和自然界融为一体，人类社会也处于一种自然状态（“百姓皆曰‘我自然’”）。而后历史进入五帝时代（少昊、顓顼、高辛、唐尧、虞舜），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因素逐步被社会因素所取代，“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38章)，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道德逐步沦落。五帝时代中国进入洪水时期，各部落在治水中父权上升，巫史文化中的自然礼仪体系也逐步转化为社会礼义体系，即转而体现“仁”和“义”的内容。夏、商、周三代时期，原始共产制的民主社会逐步解体，父权家长制的阶级关系形成，中国由德力社会转化为权力社会，儒家文化遂取代道家文化成为维系父权家长制的意识形态。夏、商、周三代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奴隶制的剥削压迫日见残酷，至周代早熟为封建宗法社会。周公制礼作乐，进行了一次空前剧烈的原始宗教革命，创建了维护父权家长制的政治等级礼乐体系，将五帝时代的社会礼仪转化为君臣等级人身依附关系的政治礼仪，这就是后世儒家的礼教。由战国而至秦代，在周代开创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又建立起家长制的官僚专制政治体制，这种官僚政体的社会制度之所有目标都在于维护君主和官僚阶级从中央到地方“家国一体”的特权，儒家的礼教遂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中国的权力社会延续了数千年，清朝灭亡之后又向西方资本主义的财力社会靠拢。在财力社会中，经济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生产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中，经济要素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代世界的前锋已由财力社会转化为智力社会，代表人类智慧结晶的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杠杆。随着上个世纪末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新启蒙运动兴起，唯科学主义及工具理性万能的弊端日趋暴露，老子的道家文化遂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文化再次成为社会历史发展驱动力的事实日益显现在各国学者面前。这迫使不少国家政权在施政纲领上不得不从“以政治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然后再发生向“以文化为中心”的嬗变。当人类迈进21世纪，全世界出现了从智力社会再向德力社会回归的契机，德力社会就是以新道学文化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文明是一种自然生态文明。

           日本学者薮内清教授曾经指出：“在世界上，与中国同样建立了古老文明的地域有埃及、中东、印度河流域等，然而无论哪一种文明，都早在二千年前就灭亡了。没有一个能像中国那样，使同一民族及其文明保持到今天，中国文明的产生真可以说是世界的奇迹。”[③] 我们如果把世界上各种异质文明看作是“文化生态群落”，那么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巴比伦的文明都是“原生态的文化”，是世界上的第一代文明；而欧洲文明则是“次生态的文化”，是第二代文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文明只能是移植的“再生态的文化”，是第三代文明了。世界上一些独立发展的原生态文化灭亡，多是由于游牧民族的摧残，海盗的入侵，自然灾害迫使民族迁徙，强势文化的征服和同化，宗教战争的袭击等原因。以上原因导致原生态文化群落被砍伐，必然使文化生态发生断裂和突变，从而改型为次生态或再生态的文化群落。在21世纪，世界上仅有中国还保留着这种原生态的第一代文化群落；只有中国文化生态群落之变异是一脉相承的自然发展的过程，其文化传统没有中断，因而中国文明是“纯种”的，其初生阶段的文化基因得到完整保存。这样，中国文明为全世界保留下一个典型的原生态文化群落的样板，而西方的次生态文化群落却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特例，因之从研究中国文化发现的规律必然具有对世界上各种异质文明的普遍适用性。

           考中国三皇五帝时代的新石器文明，决非仅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是在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燕北地区乃至东南沿海地区，都有发现。这说明，中国、印度、西亚、北非洲等世界各地原生态的文化在起源上本来是同步的，中国境内的原生态文化之起源也是多元的。人类的出现已有200万年的历史，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地球上的人类突然各自在同一个原点上起跑，不约而同地创立了颇具道家色彩的大同小异的原始宗教，这应是历史的事实。然而为什么早在二千年前世界各地这些原始道家类型的原生态文化都相继灭亡，仅有中国文明能独立延续下来呢？推其原因，其要有三。一是优越的地理条件：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北面是长年冰封的西伯利亚荒原，西面和南面环绕着大漠荒沙、高耸入云的昆仑山、阿尔泰山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东面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在这个辽阔的区域内，从北到南横贯着几条平行水系，滋润着这片沃土。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为我们的祖先设下了天然的安全屏障，准诸《禹贡》等古地理文献，可知中华民族的先民早就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实现了大一统的农业文明，没有被世界上强悍的游牧民族扼杀在摇篮里。二是优越的经济条件：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国家之一，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先民早就以谷米、高粱和稻米为食，并发展起稳定的驯养家畜、植麻养蚕和家庭手工业。农业远比渔业和游牧业收入稳定，且生产周期长，需要人口的定居，这又带动了房屋建筑、市场贸易，并促进了青铜器和铁器的早期普遍使用。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发达的农业经济必然促进大一统民族的提前形成和政治上的稳定。世界上几次游牧民族大迁徙，皆是从中国北方向西直达欧洲平原。游牧民族不能南侵毁灭中国先进的农业文明，并非由于地理障碍，而是由于中国的农业文明具有强大雄厚的实力所致。其实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停止过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而且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也融汇进不少游牧民族的血液，这说明地理环境的优势仅是次要因素，早成熟的农业文明与其经济实力才是根本原因。三是优越的文化条件：中国为什么能在八千年至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就能在这样辽阔广大的区域内将上万个部落整合成大一统的部族，又较早地发展起先进的农业文明，其深层原因正在于早期文明的优势。我们曾把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先导，并把理性思维作为衡量“文明”进步的标尺，而人类的头脑是靠词语、概念的抽象进行理性思维的。因之，语言、文字等表意系统的出现和广泛用为交换信息的载体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除了语言和文字之外，中国先民还有一套更古老的表意系统充当交换信息的工具，那就是原始宗教中自然形成的礼乐程式。先民将乐与礼相配合，形成发达的礼仪体系，通过表情、动作、音乐等程式的复杂变换，成熟为一套象形的表意符号系统。邹昌林先生对此有精到的研究，他说：“礼仪具有表意功能，这是现代文化人类学普遍证明了的。但是，在任何民族中，都没有把礼仪的表意功能发展到能与文字相媲美。因此，在任何民族中，礼仪都不能取代文字。但在中国古代，则是例外，礼仪发展的完备程度，基本可与文字媲美。这就像今天哑语中的手势可以代替语言，电影可以再现生活一样，礼仪在古代，也可以成为传授经验、交流感情、储存信息的工具。”[④]五千年前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作《易》八卦，应为中国象形文字之始。其实中国古老的象形文字，就是对原始宗教中自然礼仪形象的描画。礼仪既被符号化为文字记录，使之代替“结绳记事”成为信息储存的手段，礼仪本身的表意功能也就逐步被文字取代了。

         根据新道学的理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统于“一”，“一”又分化为万事万物，因之全人类的各种原生态的异质文化必有其同一性。从石器时代的遗存看，地球上东西方各民族的先民制造的石器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说明全人类社会进化和文明形成之初确实都是从同一个原点起跑的。人类的旧石器时代长达200万年，新石器开始的时代距今也有八千年之久，在这期间形成的原始共产制的母系氏族公社原始宗教巫史文化，就是人类文明的原点。在这期间，世界东西方先民都创造了自己的礼仪、语言和文字，而这些礼仪、语言和文字应该是相似的。就文字而论，人类各民族的文字不外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两途，这两类文字的差异大概是造成东西方各民族传统文化差别的最根本的要素，因为文字比语言更能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考察古巴比伦人、苏美尔人、埃及人、玛雅人的文化遗存，乃至欧洲的古代岩画遗迹，都说明那里的先民也曾尝试使用过象形文字。再从这些岩画、墓葬图案分析，大多是对先民原始宗教礼仪的描绘和标记，这说明世界各原始部落的原生态文化不仅采用过象形文字，而且都流行过原始宗教的自然礼仪。母系氏族公社的礼仪是一种协和万邦的礼仪，是道学文化“中和之德”的体现。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语言虽然五花八门，但人类在语言发生学上必有其同一的规律性，因之世界各国语言可以通译。中国古书中有“阏逢”、“旃蒙”、“摄提格”之类多音节单纯词，历代注家多不能解，我推测中国原始部落先民的语言最初也如英语、法语、俄语那样采用过多音节词语。中国先民的语言，是随着象形文字的发明和推广而逐步进化的，由五合音、四合音演变为二合音，终于进化成世界上最简洁的单声字的语言。而今中国各省的方言甚至比欧洲不同国度的语言差别还要大，仅广东省的四种方言（广东白话、客家话、闽南话、海南话）之间的差异就如同华语、朝鲜语和日语。中国古代的先民要使用拼音文字，就必须首先统一各部族的语言，这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是难以办到的，因而只能采用各部族都便于识别的象形文字。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较早的混血民族，它能将这么多说不同语言的部族融合为一体，并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记载下来，汉字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汉字是人类唯一保存下来的象形文字，它对平衡人的视觉、听觉和左右脑的功能，开发人的智慧和艺术才能，训练人的思维方式有着不可取代的优点。中国三皇五帝时代的文化是原始的道学文化，它为人类留存下大同社会的文化基因。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地理上、经济上、文化上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才使中国原生态的文明能延续到今天，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人类文明起源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共产制社会，这种民主的大同社会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末期。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道学文化是人类所有文明的原点，它的原始共产的民主制度作为文化基因成为人类潜意识中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它的天人合德、人神交通的思想成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它的人类与自然界和谐互动的价值观成为人类最伟大的自然生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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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这个民族在发生和发展中所有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多层面的完整复合体，是其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创造方式、信仰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道德习俗的历史积淀和知识系统，它代表了这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潜意识中的社会心理趋向，铸造了最核心的民族性格。我们把各民族的文化生态群落分为原生态文化、次生态文化和移植的再生态文化，目的仅在于描述这些异质文化的特征乃至探索世界上的文化运动规律，并非想作彼此间优劣的评价，因为显而易见某些移植和杂交的文化群落也必然会形成某种生态优势。其实仅就原生态的文化群落而论，全球从地域分布上也有自北向南灵性逐步增加的趋势，地球的北端多以冷静的理性思维为特色，地球的南部却带有较多灵性冥想的色彩。现在欧美等西方的文化群落形成一种实用主义的理性分析模式，中国、日本等东方的文化群落则保持着有机整体的经验主义传统，南方的拉丁美洲、印度、非洲乃至阿拉伯的本土文化群落却带有超验的泛灵论的神秘倾向。地球上各种异质的文化生态群落不仅在地域上呈现某种分布的规律性，而且几个重要文化群落的演化在时间上也有某种同步的呼应。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帕森思（Talcott   Parcons）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的“轴心时代”，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都不谋而同地先后经历了“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从而产生了以色列的先知，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使这四大古代文明各自提升到人类智慧的新境界。更为有趣的是，当西方社会在15世纪至17世纪由文明复兴诱发工业革命的时候，远在东方闭关锁国的中国晚明社会竟然也萌发了以“白银货币化”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如果市场扩大到世界范围，货币经济化必然也能促使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可惜这种历史过程由于满清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中断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这些不同的演化史保证了各种异质文化自身的同一性，并由此形成世界上异质文化的多样性。地球上的文化生态群落是不能拒绝多样性的，如果把多样性变成单一性，就像整个地球上仅剩下单一的植物，是无法保持生态平衡的。毋庸讳言，地球上这些多样性的文化群落在生态上确有强弱之分。判别一种强势文化生态群落的标准是，它首先必须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活跃的“生命力”；其次是它应该具有使整个民族向心的“凝聚力”；再则它必须具有对其他异质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和在新的领地上旺盛的“繁殖力”；另外它还必须随地球环境变化具有自我改造的“创新力”，能汲取其他异质文化的优势引导人类开拓前进。强势的文化生态群落必须是一个不断吸收“负熵”的开放系统，它能融汇多样性的异质文化且不以自己单一性的文化取代这些文化群落，同时还要引导人类回归生态文化的原点。下面，我们具体剖析地球生态园中几种主要文化群落的特征，从而寻找强势文化运动的规律。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遗存下来的原生态的文化群落，因之中国的历史含有世界其他民族所没有的重大特点，就是自始至终顽固地保留着氏族父权家长制的专制传统。中国的氏族公社在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没有像古希腊民族那样经过充分的社会动荡使氏族解体为城邦民主制，而是利用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早熟为宗法家长制。在这一历史转变关头中国非但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抛掉氏族组织的外壳，反而利用残留下来的氏族公社经过家庭公社转化为农村公社，使之成为剥削宗族奴隶和农奴的基层社会组织。此后的官僚政治体制亦是继续强化和扩大氏族的血缘网络，将家族当作社会的细胞，形成“家国同构”的政体。尽管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新生阶级力量不断更替掌权改换着中国的国体，但父权家长制的专制政体始终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这种父权家长制的传统是自周公彻底改造原始道家的自然礼乐开始的，从此为中国儒家的礼教统治奠定了基础。周代的礼教文化群落在自身的演变史上又出现过两次重构。第一次重构发生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期，大约历时550年，周代原始宗教（礼教）的巫史文化被“突破”，提升出道家、儒家、墨家、法家诸学派，奠定了以儒家文化为表层结构，道家文化为深层结构，融汇诸子百家的文化格局，出现了大一统的秦汉王朝。孔子的儒家文化又为礼教确立了“神道设教”的政治传统，使统治者倡导的意识形态从此具备了泛宗教的信仰特征。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礼教文化在政治上有其“政统”，在学术上有其“道统”，以政教合一为特色，因之数千年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难逃“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中国文化的第二次重构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近400年间融汇进了多种游牧民族富有生机的野蛮文明并接纳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形成了儒、道、释三教分立而又互补的文化格局，出现了开放、强盛的隋唐王朝，中国成了世界上东方文明的中心。历史上这两次文化革新和重构虽然都是以维护君权专制的官僚政治为中心进行的，但都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加强，传统文化的精华得到提炼和净化。直至宋代，中国文化沿着维护君权专制的路发展到顶峰，发明了火药武器、雕版和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航海造船术，制造出精美的瓷器、纺织品和多种工艺品，在冶金、建筑、桥梁、农业、水利、天文学、数学、矿物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养生学、内丹学诸领域都取得辉煌的科学技术成果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地位。宋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文化将道家思想的源头活水阉割殆尽，成为维护君权禁锢人心的工具，在达到顶峰后逐步僵化失去活力并开始步入文化专制主义的歧途。此后中国文化虽因蒙古族、满族两次游牧文化入侵乃至明代日本海盗文化（倭寇）的骚扰延缓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仍以其巨大的“同化力”实现了中华民族新的大融汇并保障中国文化的根基没有中断。中国大陆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的儒家文化圈（包括北朝鲜、韩国、越南、日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君权专制的社会制度延续数千年不变，特别是中国大陆被视为是“超稳定的永恒帝国”，其真正原因并非是儒家文化特别优越，而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保留着道学文化根基的原生态文化群落。

           道学文化是母系氏族共产制的大同社会形成的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尽管周文王、周公旦、孔子、孟子倡导的父权家长制儒学文化后来占据统治地位，但每到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仍有不少拯危扶颠的民族精英到道学文化中汲取再生的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亡而复存、衰而再起的根本原因。何况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呈现儒、道、释三教互补的结构，统治者以儒守成，以道达变，以佛治心，这本身就是一种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必须指出，以儒家文化为支柱，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家长制官僚政治是中国文化的毒瘤，也是现代科学和民主政体没有在中国首先发生，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⑤]在儒家文化圈内，这种家长制官僚政治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由改朝换代因时而生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很难形成现代意义的政党，也并不能真正代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由于日益异化于民众之外处于岌岌可危的恐惧之中，相互间残酷的争斗使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失去保障。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往往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清末以来执政的小朝廷同俄罗斯、英国、日本、美国等列强签定的那么多割让领土的不平等卖国条约就是铁证。近世以来，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无一不打着代表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幌子粉饰自己的家长制官僚政体及其在政权私有化的小圈子里传宗接代的权力承传程序，实际上在这种政体下人民并无参政权利，特权阶层的存在必然出现“上下交争利”的官场腐败和邪恶风气，为维护少数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官僚政治集团在现代社会已失去执政的合法性。1840年鸦片战争和1900年英国、俄罗斯、日本、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中国的大片领土被俄罗斯、英国、日本、美国侵占和肢解，周边国家的儒家文化圈也分崩离析，延续数千年的儒学文化及其家长制官僚政治的弊端被充分暴露出来。面对西方工业社会的强势文明，中国儒家的农业文明显然缺乏时代精神，在生命力、同化力、创新力诸方面已相形见绌。因之，自19世纪末至今的100多年，中国文化开始了第三次重构，估计在21世纪后期可以初步完成新的文化建构。中国文化第三次重构的正确目标应该是，一要彻底割除家长制官僚政治的毒瘤；二要像历史上接纳佛教那样将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及其历史根基接纳入中国，同中华文明融汇为有机整体；三要创新儒学和佛学，并向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的道学文化回归，在新的基础上形成道学、儒学、佛学和西学的互补结构；四要进一步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普世文明，作为人类在21世纪唯一可行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的重构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创新力和同化力，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适应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潮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古希腊、罗马时代兴起的欧洲西方文明，由于缺少自己母系氏族公社文化的文字记载，故对自己文明的起始点淡忘了。由于欧洲先民没有保存下古老的象形文字记录，3000年前才由腓尼基人创制的拼音文字无法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历史事件，致使欧洲人连大约4000年前在不列颠建立圆形石林或在克里特建立克诺索斯城的文化背景都模糊不清。某些持“西方文化中心论”和“西欧种族优越论”的学者往往认为西方文明源于闪族和雅利安族，并特别把雅利安族作为西方文明的原动力，其实这些游牧民族根本不可能建造人类的任何文明。欧洲文化开端于古希腊、罗马、日耳曼和希伯莱人的民族传统是毋庸置疑的，欧洲文化只能是一种次生态的文化群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⑥]希腊人的历史记忆正是从他们的“英雄时代”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历史已经湮没在神话故事里。在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等文献中记载下来的仅是父系氏族公社解体时的战争记忆，这些英雄时代为个人荣誉而报复和复仇的恶的链条构成了欧洲人潜意识中的文化情结。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人物先是迈出自信而成功的步伐，而最终又沿着同一条路不可逆转地走向沦落，这注定了欧洲的西方文明迅速兴起的智慧和辉煌，并在辉煌之后再吞食自己酿造的苦酒。在20世纪欧洲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这种父系氏族公社文化解体的恶梦在历史现实中的再现。欧洲人善于从理性的高度搜寻宗教和神话中的文化基因，并将它引入哲学领域，从而在悲剧中追求再生的智慧和美感。欧洲在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仅能返回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去寻根，但也使西方文化将多种文明精华凝聚在一起，其中包括古希腊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与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学传统；古罗马的公民身份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法治传统；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基督教的上帝是以人为中心的，于是人权思想始终是欧洲文化的核心。加尔文教派激发的勤劳、节俭、诚实、纪律等清教徒伦理价值观念，使资产阶级勃然而兴，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改变人类命运的主导力量，西方文化走向辉煌就有了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基督教中耶稣化身的观念远不能弥补氏族社会原始宗教中先民对神灵的敬畏和天人交通的情结，耶稣是一位历史人物，半人半神的化身终究是以人为主体的。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使人们很难相信《圣经》里上帝造人的说教，基督教里的神学论断都无法经得起现代科学的验证，西方文化被拦腰斩断了，文化整体中的科学主义要素和人文主义要素分离了，剩下的爱情、暴力、死亡、殉难、色欲、悔罪、科学幻想等主题同历史根基脱节，只能诱发现代人的悲剧悬念和危机意识。当代的国际局势迫使欧洲人渴望在不损害各自民族独立性的原则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欧洲，然而今天的欧洲文化已缺乏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和同化力。好在欧洲人不乏反省精神和危机意识，欧洲文化中也蕴藏着一种弃旧图新的创造欲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探索动力，能够不断追寻新的解释系统。欧洲的现代文化是在城市化和世界贸易的浪潮中形成的，欧洲的思想家大多具有立足全人类的开阔胸襟，他们迟早会发现中国的道学文化中有他们寻根回归最渴望的文化源头，并由此唤醒欧洲人对自己古老母系氏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历史记忆。

           俄罗斯文化虽然源于1100年前东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然而很快败落并被蒙古的游牧文化所收伏，自15世纪才从莫斯科公国的农业文明经过近两个世纪的侵略战争越过乌拉尔山扩张到西伯利亚，形成沙皇俄国的殖民文化。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是以伤害俄罗斯境内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代价的，他以铁腕政治手段奠定了俄罗斯文化的特色，也埋下了俄罗斯文化中“分裂”的种子。由于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集权、专制主义基因和引进的西方价值观角力，造成俄罗斯文化缺乏理性、好走极端、因循守旧以及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摇摆的特征。因之俄罗斯文化与其说是欧洲文化，不如说是“面向”欧洲的文化，或者是“面向”西方（含美国）的文化。当西欧国家在海外大肆攫取殖民地的时代，俄罗斯却向周边国家疯狂扩大自己的版图，在短期内建立了一个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帝国。近世以来，俄国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学术造诣比西方先进国家毫不逊色，并同美国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军事、科技的全面较量，实际上俄罗斯人就是以同西方强国的较量作为生存动力的，且隐含着某种追求强权政治和误入军国主义歧途的危险。生长在如此辽阔疆域里的俄国人很难避免文化上的沙文主义扩张情结，并滋生出对全世界的强烈控制欲，他们对周边国家存有恒久的对立和猜忌心理，并在潜意识里埋藏着对“分裂”的恐惧，这就是俄罗斯近世演化定型的文化基因。斯大林的文化专制主义在前苏联横行是俄罗斯多民族共同的文化大厦苦苦支撑的必然结果，它使俄国各民族异质文化的根基逐渐枯萎且相互联系更加脆弱，俄国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巨大负担和张力中挣扎着生存。如果有一天俄国的思想家从老子的《道德经》得到启示，让俄罗斯各族人民找回自己的文化传统，丢掉以前匆匆捡起的历史包袱，他们才会享受到真正和平、幸福和自由的生活。[⑦]

           美国和加拿大同属北美洲文化圈，都是一种移植的再生态的文化群落，但二者的发展模式却日益出现较大的反差。美国的文化是从欧洲移植来的，但在美国再生的欧洲文化却比欧洲本土的文化群落区别甚大。从欧洲和世界各地移民来的美国人很像共处在同一个车厢里的旅客，他们到美国是来淘金的，随身携带的仅是最必需和最实用的文化要素。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在较为公平和相似的起点上奔跑，投入社会利益的激烈竞争之中。这种相同的社会背景和奋斗目标必然迫使各种异质文化产生巨大的趋同性，导致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到美国后在价值观、伦理观、生活习惯诸方面突然变得惊人地相似。美国人创造了一种多民族的人群重新聚合的新模式，并将这些移民到新大陆后脱离传统的拘束、自由放任、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冒险发财、萍水相逢的人际关系等种种社会心理因素演变为文化基因积淀到美国文化的深层。美国总统华盛顿在立国之初即集西方政体之精华创建了优秀的政治文化，给美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公正、宽松的社会氛围，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得到法律的保护，使世界各地的学术精英人才齐集美国，世界科学和教育的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集中了欧洲文化的某些精华，使美国经过220多年成为世界上国力最强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又把欧洲工业文明的弊端积累到顶点，这些弊端使美国的优秀政治文化逐渐变质。美国犹如一个大熔炉，它把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都推向个人奋斗追逐财富的战场，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取代了各种神圣教条的传统权威，宪法和政治制度保障了每个美国公民不尊重传统的自由，物质成就标志着美国人的荣誉。美国文化在历史演变中已经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模式，丧失了昔日新大陆移民文化的灵活性。美国强大的科技优势和雄厚的国力使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劝告不屑一顾，蓬勃兴起的媒体以其颇具威力的形象语言对美国社会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使美国人只好跟着感觉走，生活在媒体的虚拟空间之中。美国没有欧洲那样深厚的文化根基，美国人显得比欧洲人思想偏狭，太迷信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他们有主宰世界的雄心和实力却没有主宰世界的气量和胸襟，他们相信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的利益压倒一切。美国人的家庭、社区都不稳定，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中也隐含着分化的因素，因之美国人越来越需要保持社会的张力，喜欢每年都发生惊人的事件或制造社会热点，他们在媒体的炒作下很容易误入歧途。美国人迅速积累的财富和高消费的生活模式早已把加尔文派清教徒的精神丧失殆尽，以“美元”为世界通用货币聚敛财富的虚拟经济也日暮途穷，他们的致命弱点就是自以为太强大了。老子《道德经》云：“强梁者不得其死。”（42章）美国人也许注定要把昔日善于汲取世界各异质文化百家之长的自由、民主、宽容、和谐的天堂留给北方的邻国加拿大，宁可自己去下地狱。

           这里顺便补述英国和日本独具特色的海岛民族文化。英国和日本无疑分别属于欧亚大陆文化圈，并同欧亚大陆国家的文化根基血脉相联。然而由于这两个民族世代生存在海岛上，都具有某种原始的海盗文化基因，它们可以从容不迫地接受欧亚大陆先进的传统文化，而不必担心游牧民族的侵略等因素中断自己的文化传统。英国没有经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阵痛，却以和平的维新道路建立了现代国家。日本也同样以维新变法的道路成功地建成军事强国，它又在美国占领军的强制下割掉了儒家文化家长制官僚政治的毒瘤，这和中国近百年拖泥带水的社会革命道路很不相同。这说明英国和日本的海岛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它们和欧亚大陆的母体联系在一起时，则作为较大陆民族成功汲取世界异质文化的交汇地享尽文明开放的风光。然而，当它们自外于欧亚大陆的民族传统文化，试图斩断自己母体的文化根基向强势的美国文化靠拢时，却只能充当美国文化的附庸。

             拉丁美洲的土著人曾于4000年前就种植玉米和土豆，那里也是使用象形文字和货币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故乡。16世纪欧洲人的入侵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种族构成，天主教的传播也造成当地社会断层，使这些杂交繁殖的多种族后裔模仿了欧洲的工业文明。但在这种再生态的文化群落中美洲人的传统文化并没有真正被斩断，他们仍然要求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泛美主义。

             当欧洲殖民者来到非洲时，与拉丁美洲相似，那里的一千多个部落还生活在充满原始宗教神灵观念的氏族社会之中。殖民者按欧洲模式在非洲推行城市化，贩卖黑人农奴到美洲，传播基督教和犹太教，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19世纪也在非洲取得统治地位。非洲的土著文明缺少民族凝聚力，高生育率的人口增长和无休止的内战使非洲本土文化受到伤筋动骨的破坏，当代非洲人正从这种模仿欧洲工业文明的再生态文化中寻找一种泛非洲主义的“黑人的传统”。

           阿拉伯文化是一种次生态的宗教文明，尽管阿拉伯地区包括古埃及、巴比伦等原生态文化的发祥地和阿拉伯商人来往贸易的多种文明地区，但阿拉伯文化的特色还是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奠定的。应运而生的伊斯兰教是灾难深重的阿拉伯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武器，也是他们克敌制胜、死而复活的生命线。阿拉伯文化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开放系统，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同化力，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是阿拉伯文化的标志。近代阿拉伯文化也是一种“面向西方”的文化，它的致命弱点并非跟不上时代，而是伊斯兰教内部教派的分立和民族分裂，这使他们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实力面前很难摆脱屡受屈辱的命运。

             南亚文化圈是多种族、多宗教的汇聚地，印度人的印度教、斯里兰卡人的佛教和巴基斯坦等国的伊斯兰教影响久远。印度河谷文明是世界上古老的原生态文明，古代先民遗存下的彩绘陶器和有象形文字的铜币标志着这种史前文明的发展水平。3200年前移居印度次大陆的亚利安人也为当地宗教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黎俱吠陀》保留下不少南亚文化的历史信息。然而一批批的移民浪潮和异族文化的入侵早已使这种原生态的文明中断，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其语言也没有遗存下来。印度次大陆遗存的宗教文化缺少中国原生态世俗文化的历史观念，也不同于氏族社会先民自然发生的原始宗教，尽管其中隐含着不少先民的文化基因，但仍属于次生态的文化。16世纪至19世纪从欧洲移植的工业文明，使印度人从语言、文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上都西方化，整个印度文化又演变为再生态的文化群落。印度再生态的殖民文化和美国再生态的移民文化不同，印度民族本来有自己浓厚的文化传统，伤害自己的传统去移植新的异质文化，这使印度的再生态文化不但消弱了来自本土历史源头的创新动力和民族凝聚力，而且造成在西方与本土之间摇摆的文化两难困境。

                                               （三）

            中国历史上每当民族危难之际，为君权政治所利用的儒家文化都被迫向道家文化汲取生命力，至宋明时期的新儒学达到高峰，而后逐渐僵化，失去同化异族的活力。然而这期间中国的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炼金术等发明相继传入西方，终于使欧洲告别黑暗的中世纪，在15世纪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从15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开始从自己的文明源头（古希腊文化）中汲取力量，由此进入了一个文化创新的时代。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⑧]人类自站立行走200万年，大约到八千年前才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界几乎没什么威胁，人类是和自然界融合为一体共同发展的。欧洲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增强了作为自然界主人的意识，开始以自己创造的文化与自然界的造化争权。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为社会发展输入了动力，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牛顿、拉瓦锡等科学巨星的出现使人类逐步洞察自然界的奥秘。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即权力”的口号，认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以科学的力量认识世界和征服自然界。从此西方文化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中逐渐形成一种信念，即认为大自然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的，人类在征服自然中可以获得无限增长的财富，这种“社会进步”不可停止，科学发展没有极限，工具理性是万能的。19世纪以来，现代科学开始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在西方文化中成为主流意识，人类和自然界的对立加深，大自然的不同物种，人类的各色种族都被推上相互残杀的战场，都要受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规律支配。中国的情形则不然，儒家文化一直保持着敬天、畏天、靠天吃饭的传统，自朝廷实行宋明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之后，父权家长制的专制政权日益封闭和腐败，至19世纪在世界列强眼中已被视为可以任意欺辱和宰割的羔羊，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饱受丧权辱国之痛。此后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在落后挨打的残酷事实面前以为救亡之路在于仿效欧美或苏俄，愤而把《天演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弃旧图新”的口号响彻云霄，成为中国迈向现代社会启蒙思想的主旋律，高扬一种砸烂旧世界、战天斗地的斗争哲学。这些社会精英人物大都把中国人的愚昧落后归咎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厚和中国社会历史传统的顽固，于是在中国重复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使命，叫嚣要废除中医，扔掉旧典籍，废除汉字，不读中国书的言论，甚至不讳言要继承秦始皇的“焚坑事业”，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自阉式的摧残和破坏达一个世纪之久。事实证明，一个民族要同另一个民族的异质文化进行交流，首先需要的是保护好本民族文化的根基，以本民族文化中可通约的成分引进这种异质文化，并在双向交流中提炼和净化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两个民族间异质文化的交流不同于文化侵略，真正的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是一个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汲取和融汇外来文化精华的深层创新过程。那些崇拜外来异质文化的民族以简单模仿的办法急于引进先进的外来文化，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它们引进来的并非希冀已久的文化精粹，而常常是将外来的追求感官刺激的浅层文化甚至将那些流弊无穷的文化垃圾首先请进门来，从而毒害和腐蚀青年一代的灵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由道学文化接引进中国，中间经过判教时期、译经时期，直到唐代创立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应属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成功的范例。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冲击、交流的历史，显然比古代引入佛教要更加波澜壮阔，深入到国计民生的所有层面。然而仅就引进西方文化的精粹而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汲取还只相当于历史上接引佛教的判教阶段和译经阶段，西方文化的经典著作尚未进行系统完整的翻译，多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精华还不熟识，当然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了解就更肤浅了。[⑨]在当代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们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粹创建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文化，实际上就是由此完成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任务，将黄色的东方高原农业文明和蓝色的西方海洋工业文明融会为绿色的自然生态文明。只有新道学的绿色生态文明才是全人类未来的普世文明。

           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终于形成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西方文化被移植到美国，逐渐脱离开欧洲的传统，增加了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等急功近利的文化要素，成为追逐高科技、高财富、高消费，依仗军事力量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理性”文化。美国以其超级强国的经济实力、军事优势、科技水平，成为向全世界推行西方文化的“火车头”。美国人豪华暴富的生活方式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也成为地球上落后国家和贫穷人口梦寐以求的目标。因之，当前世界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实际上是全球美国化的趋势，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主流文化统治全球、蹂躏世界、征服自然的大趋势。西方的主流文化以其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观，以其唯物主义机械论的宇宙观，以其工具理性万能、掠夺大自然的科学主义文明观，以其聚敛财富、贪得无厌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其相互竞争、优胜劣败的个人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臭氧层破环、气候异常、人口爆炸、灾病流行、恐怖犯罪、贪污腐败、战争危险等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恶果。当全人类刚刚跨入21世纪之门时，美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9.11”事件，美国系统科学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在2001年出版了他的新作《巨变》。[⑩]拉兹洛将整个地球的自然生态、社会人文诸基本要素看作一个相互制约的超巨系统，当这个超巨系统的诸多基本动力学要素被其变化的积累效应达到难以承受的极限时，整个系统就会陷入一种无序的混沌状态。根据系统论的非线性混沌动力学理论，这种基本动力学要素临到极限的混沌状态是不稳定的。当系统中出现“灾难性的分歧点”（catastrophic   bifurcation）时，系统变得异常敏感，一次偶然事件就会诱发整个系统的“巨变”（macroshift）。拉兹洛断言这一巨变过程共分为四个阶段，即启动阶段、转型阶段、混沌阶段、瓦解阶段或突破阶段。

         自1860年到1960年，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社会生产力，人类靠掠夺自然资源创造了大量财富，这种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和破坏，启动了这次巨变。自1960年到2001年，人类靠高科技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耗费自然资源的速度，人口急剧增加，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催生了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这是“巨变”的转型阶段。在全球一体化的转型阶段，美国人追逐高科技服务与生产的发展观和穷奢极欲的高消费生活方式成为全世界向往的样板。“现代化样板”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会在全球触发剧烈的趋同效应，人们普遍增长的贪欲可以迅速粉碎各种世代相传的优秀民族传统，把所有人种都调动到贪得无厌、相互拼杀的战场上来。实际上，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是民族传统最易断裂的时代，老一辈人看作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东西，在接受现代西方教育的年轻人眼里却弃如敝屣不屑一顾。高消费的生活模式足以摧毁任何渴望现代化的文明古国的历史根基，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迅速出现特权阶层并在腐败堕落中病入膏肓。当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都以美国为样板发起快速冲击时，全球现代化的浪潮就离“巨变”的临界点不远了。人类掠夺大自然的活动迅速改变了地球的面貌，连空气、阳光、饮水、食品都被污染，人类的生存质量和安全感以及都市、乡村的可居住性都在降低。本世纪初，人类在歌舞升平的自我陶醉、勾心斗角追逐财富的繁华之梦中迎来“巨变”的混沌阶段，拉兹洛预言这一阶段仅短短十年时间。自2001年至2010年，随着人口猛增及现代化的加速使人类对地球各类资源的需求日益提高，而地球的自然资源在人类多年持续掠夺下临近枯竭，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在这十年间，人类对地球资源需求上升的曲线和自然生态供给下降的曲线终于会相交，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达到饱和的极限，全球社会进入不安定的骚动期，情况近似复杂超巨系统达到稳定极限时的混沌状态。拉兹洛写道：“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时，由于政治范畴的冲突、经济范畴的脆弱性和金融范畴的不稳定，以及气候和环境恶化的种种问题所引发的高度紧张，会使得社会进入巨变的‘混沌跃进’期。”“21世纪初期的混沌，不是趋向于可维持的全球性平衡，就是导致地方与全球性的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瓦解。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文化和意识里理解、内化这些事情的轻重缓急、价值观和企求，即决定了我们要走哪一条路。”（11）人类的命运受地球上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同时又需人类自己创造。混沌阶段是接近复杂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状态，也是人类命运的“关键决定时期”，此后人类社会真正的巨变就会到来。要么引发大灾难、大破环、大瓦解，要么引发大突破、大转型、大飞跃，这都要看人类是否能获得一种大智慧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学会操纵地球船的航向，跃迁到一种更高的文明时代。人类如果沿着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走下去，就会进入“瓦解阶段”；如果在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上发生一场新的“意识革命”，完成新价值观的文化转型，就会进入“突破阶段”。人类是要生存下去还是等待自我毁灭，这种生与死的抉择取决于今后能否寻找到一种使全人类都能生存下去的自然生态文化。在巨变到来之前，人类是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的，人类的命运决定于全世界对21世纪文化战略的抉择。

           在中国，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还没有达到欧美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临界点，因之至今我还不认为已经进入了拉兹洛所谓巨变的混沌阶段，大概“9.11”事件也不能看作美国进入混沌跃进期的标志。由于近些年各国政府对保护地球生态平衡已有某种程度的自觉，我以为人类至少还有几十年时间为新文化的创立和传播做准备，然而面对全球现代化潮流的巨大惯性，所差的仅是巨变发生的时间早晚而已。目前全球人口已达到60亿，而且还在猛增。饮水、空气、土壤等自然资源被污染、破坏并不断退化。城市的各种废弃物在成倍增加，每年把数十万种有毒物质排注于土地、河流和海洋中，把数十亿吨有害气体释放到空中，使得水、陆地、空气中的辐射量大增，反过来污染动植物等饮食资源并毒害人类自身。全世界每年失去500万到7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森林被大量砍伐，土壤不堪承受人类活动的压力被毒化、贫瘠和荒漠化，野生动物和各类珍稀物种日益灭绝，预计到2025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处于无法生活的状态。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4.1%，却每年消耗全球能源总产值的25%，如果全球人口都接近美国人的生活水准，那就需要四个地球的自然资源才能维持下去。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到2025年将会升高到三分之二，如此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重负必然导致新的社会人文层次的弊端和危机，仅交通等社会公共事务中的故障和冲突以及层出不穷的犯罪就会使各类管理机构难于应付，这种过度现代化的社会是无法持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