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昌平的名字，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十六七年前他在湖北监利县的一个乡担任党委书记，后来给朱镕基总理写信，痛陈“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致三农问题被广为人知，其后来到了北京，先后担任过杂志社的编辑、NGO组织的项目官员，后来一直在从事许多改造农村、造福三农的事业，在今年两会期间，李昌平写了关于未来三十年三农预测的系列文章，本公号将其文章集中发布，算是对前段时间媒体回乡记录的一个回应，请大家分享。】

从大集体到分田单干，是农民主导的农业革命。

从传统农业到所谓的现代农业，是技术精英和资本精英主导的农业革命。

当技术精英和资本精英结盟主导农业革命的时候，分散的小农不再是农业的主体，更不是主导者，只是农业产业链条上的一种要素，或一种资源。“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变得无关紧要，农产品安全与分散小农基本没有关系。

市民吃的不安全的农产品其实不能怪罪千家万户的小农。

当农业技术追求垄断收益的时候，当农业资本追求获得垄断收益的时候，当技术精英和资本精英结盟追求垄断收益的时候，农产品消费者（市民）就自然成为了和吃饲料的鸡鸭一样的消费者。对追求垄断收益的农业技术精英和资本精英而言，人和鸡鸭都是一样的消费者。

但，本质上，人和鸡鸭当然是不同的消费者。

鸡鸭不会反抗，人会反抗！

我预计未来五年，中国的城市会在环保主义者的倡导下，兴起一场“我的食物我做主”的“食物自主化”和“食物本地化”运动。这场运动的兴起，城市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和有信仰的市民会是主流，城市社区消费者合作社和农村生产者合作社联盟会非常紧密，会像亲戚一样走动，城市消费者合作社自办的社区农产品小超市会对城市大型超市进行一场革命。

在这场由普通消费者和农民主导的“食物自主化”和“食物本地化”运动的推动下，农业会经历一场大众革命——食物自主权革命。这场革命会使农业重新走上合作化道路。一部分人民的农业科学家会受到人民的拥抱。

这场运动会席卷全球！

中国的某个公司准备花数千亿收购一家外国农业技术垄断公司的举措未必是明智的！

70年代后期到80年中期，推动三农改革的基本动力是农民对自由的追求。这是农民自主的改革，是农村蒸蒸日上的过程。

进入90年代，推动三农改革的基本动力是中国加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是逐步导致小农的家庭经营全面破产的一个过程。这是农民被逼无奈的改革，是农村空心化、凋敝化的过程。

经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推动中国三农改革的基本动力是过剩资本下乡。是诱骗小农交出生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改革，其实质是扶持新地主、农场主、农庄主、农业综合体等新阶层成为农村农业的主导力量。是农村基础设施日新月异的过程，是小农快速边缘的过程，是传统农村社会和文化加速崩溃的过程。扶贫和新农村建设只是对冲这一过程的危害的措施。

未来30年，中国如果没有明确的向左转的意思形态和制度保障，推动三农改革的基本力量将是农村金融竞争  。

未来30年，农村金融市场将有数十万亿级规模的增长。各种金融资本将为数十万亿级规模的市场展开激励的竞争。如果社区型的农民合作金融发展壮大，中国农村农业改革的方向就是日本综合农协模式，这是理想的状态。如果农民合作社金融发展不起来，中国农村农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各种金融寡头控制下的土地金融农业——不以不追求农业收益为主，而以追求农地金融化增值收益为主。这是非常糟糕的状态。

未来30年，农村各种金融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但很多会死得很惨的，只有立足于村社内部的合作金融及其区域联合金融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和村社组织及土地双层经营体制紧密结合的金融为王。总的来说，我觉得未来三十年，日本综合农协模式中国化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聪明的金融资本应该知道下乡该怎么做了！

中央每年都出一号文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90年代全国搞基础教育义务普九达标建设的时候，我正在湖北监利县周沟乡任党委书记。当时要求每一个村小都要平房改楼房，校园面积必须要有多大，跑到必须要有多长……我所在的周沟乡有23各村及居委会，实际人口接近3万。按照上面的普九达标要求，周沟乡要建设20所标准化的村小学，并且要限期完成。

我们周沟乡党委政府的决定是只能建设7所达标的村小学，全乡统筹建设7所达标小学，多一所也是浪费。我们的决策依据是未来30年的人口模型，平均每个村的学龄儿童在未来30年逐步减少，三分之一的村小一个班不足10人，加上人口流动，实际人数可能更少。为这事，我还和省里来督导普九后进乡的专家和官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无论省市县三级怎么一票否决和软硬兼施，但我的态度很坚决：决不多建一所学校，官帽子可以不要。周沟乡坚决抵制了“无楼不成校”的义务普九达标。

非常滑稽，没过几年，教育部门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村小撤并工作。

教育部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决策都如此荒唐，没知识或缺知识的人决策要做到不荒唐可能就更不容易了。

中央政府，一旦某项工作形成“运动”之势的时候，要抓两方面的好典型：一个是贯彻落实上面的指示精神政策方针很到位、效果很好的好典型；另一个是对上级领导的瞎指挥顶着不办，又顶的有理有节，并且自己的一套做法又很实事求是，最终和中央指示精神方针政策殊途同归，这样的典型尤其要竖起来。否则，中央的政策再好，都会在落实的过程中因为争当马屁精、图表扬而简单化成形式主义或政绩工程，而丢掉了实事求是，好经也会念歪了。

话说回到新农村建设上来，前些年的乡建是大拆大建农民上楼，最近又开始了“乡愁乡建”。几年一阵风，每一阵风都不同。在河南省全省大规模搞小村并大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时候，河南信阳平桥区王继军书记偷偷摸摸在郝堂村搞“适应逆城市化趋势”、“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式的新农村建设，郝堂村成功了。哪些小村并大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好像一阵风过去了。现在，全国都开始学习郝堂村了，去郝堂村取经的人，旺季的时候每天数千人，挤爆了郝堂村。当全国的村庄都学郝堂村的时候，可能新的问题又来了。

我们中国乡建院曾经把中国的村庄分为三大类，一类是10%的城郊村，会进入城市，按照城市的要求进行规划建设，村民一定要抱团进入城市，不能被城市“化”了；另一类是60%的边缘处，会逐步空心化，重点要研究的是农业主体的再造、农业现代化模式探索和农业基础设施完善；第三类是30%的中心村镇和新城郊村，重点研究的是如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功能、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创新与居民追求有品质的新生活相适应的吃穿住行乐美等。

当下的新农村建设，虽然轰轰烈烈，和过去的义务普九达标、大拆大建农民上楼乡建等“运行”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过几年回头看也会问题成堆。中央政府几乎天天都在鼓励创新，从乡建的角度看，最需要创新，但看不到真正有意义的创新及其动力所在。

在义务普九达标的时候，我要乡计生办做30年人口模型，依据这个决策修几所标准化的学校。现在的农村，10年、20年、30年后的人口构成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希望生活在哪里？他们会生活在哪里？他们希望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能够支付什么样的生活成本？

现在的年轻人，绝大部分是向往城镇生活的。在农村，光棍汉一排一排的，要娶媳妇必须在城镇买房子，否则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你。现在的小孩，百分之百的是不愿意在本村上学的，百分之百的是希望和自己的父母去城市生活的。

差不多一半的村子，再过10年，估计就只有老人生活了。再过30年，就没有几个老人在农村生活了。未来30年，这些村庄的老人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如何才能过有尊严的生活？

中国农村的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不计任何报酬的用自己的生命改造了山河，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很多人都积劳成疾，他们是新中国最可爱最可敬的人。现在他们老了，不能享受国家社会保障，要种田养自己，还要带孩子，再老一些，田也种不了了，孩子也不让他们带了，他们难道就只能等死或者自杀吗？

新农村设计一个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让农村的老人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一个村庄的建设忘记了这个目标，不能实现这个目标，新农村建设就可以说失败了！

现在的农村建设，农民的房子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高。不住活人只住祖先的越来越多，二十年后看，一半以上的农村，最多的是房子，最少的就是人。

中国政府太有钱，有钱的政府及部门权力太大，权大钱多就容易任性。农民自主和基层自主基本上做不到，实事求是也就做不到了。在义务普九达标建设的时候，省里来了一个副厅级的干部到我们周沟乡督办，我很高兴，终于来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大领导，我终于可以跟他讲周沟乡的人口模型了，终于可以跟明白的领导讲“无楼无成校”的普九达标的危害了，终于可以阻止一场劳民伤财的义务普九达标运动了。一见面，领导就劈头盖脑的给你讲江泽民主席的“三讲”了，问什么叫讲政治，就拿起一票否决的魔剑了。你给他讲人口模型，人家说不听、不想听、听不懂！

过去是上面官大钱不怎么多，现在上面不仅官大且钱很多。现在官大任性的情况，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我预测：未来很多年，中国农村老人自杀会一直居高不下，很多老人的自杀会逐步唤醒中国人的这30年失去了的人性回归，农村养老服务综合体会在中心村或小镇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当下搞了新农村建设相当部分会成为垃圾，对过去神话“分田单干”的反思也会成为全社会共识，一种由边缘人发起的全新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会再次兴起。

人是决定因素。

组织起来的人——法人，决定自然人。

组织的方式和性质，决定经济社会的运动方向和性质。

未来30年，重新组织农民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

重新组织农民的方式有两大类：

一类是革命性的、暴力化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土地、房屋等财产的均分化或社会化是重新组织农民的主要动力和条件；

另一类的是改良性的、非暴力化的、妥协性的，是追求共同富裕的民主共合。坚持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的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是重新组织农民的主要动力和条件。

历史上所有的胜利，都可以解释为是先进组织打败或替代落后组织的结果。

问寻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探索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的办法，最终回到组织决定论。

当代，重新组织农民，当然不能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了。

按照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底线，重新组织农民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村社内置合作金融。土地双层经营体制和村社内置合作金融相辅相成，集体成员权和土地承包权成为村社内置合作金融的有效抵押品，集体成员权的财产权得以充分实现。农村资源资产等都可以金融化，农村征信体系得以建设，治理体系更加有效，三农发展内生动力倍增，从而填平城乡二元体制的鸿沟，解决三农问题。

一切想通过私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做法，最终只会导致第一种方式的农民重新组织化。这是应该避免的！

一切资本下乡，必须探索和村社内置合作金融的合作才有前途。

组织农民的能力和农民组织服务农民的能力，是一切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决战农村的核心竞争力，没有这样的核心竞争力，最好不要下乡。

毛主席抓土地革命组织农民，习主席必须抓金融合作组织农民。

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是当代最好的组织农民的方式；内置合作金融村社及其联合社是未来农村最好的农民组织形式。

一切不懂上述道理的企业，包括供销社、阿里、京东等，对农村的投资都可能打水漂。

浙江泰隆银行一类的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秀民营银行，有可能和中国乡建院这样的长期致力于推广村社内置合作金融的专业机构联合，在重新组织农民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可能在分享未来农村金融化数十万亿金融市场份额中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最大的“农民金融巨无霸”和“农民组织一部分”。

未来中国，会长期被两大难题困扰，一个是农民问题，一个是老龄化问题。笔者思考多年，初步认为建设“养老村”——把养老事业放在新农村建设中统筹考虑，可以使养老问题和农民问题两个难题互为促进，同时解决，取得一举两得之效果。

“养老村”养老模式符合中国国情

“养老村”的构想，是基于两种优势结合而产生巨大的互补效应。一方面，通过把城市老人的财产优势转变为农村养老消费优势，既促进农业、农村服务业的发展和  农民问题的解决，又促进城市和乡村养老难题的解决;另一方面，通过把农民的土地、物产、生态、劳动力等优势转变为服务养老的养老产业优势，既可促进城乡养  老难题的解决，又可促进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问题的解决。

“养老村”养老是一种新的养老模式——介于养老院养老和家庭养老之间的村社共同体社区养老，即介于社保养老体制、商业保险养老体制和家庭养老体制之间的一  种新型养老体制——半政府、半社会、半市场的村社共同体集体所有制支撑的开放性社区养老体制。实际是把现存的村社共同体养老保障体制对外开放——对国家和  社会开放。这可能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养老模式了——在中国家庭养老、共同体社区养老基础上长出来的一种中国特色养老模式。其实中国早就存在“养老村”  养老模式——村社共同体社区养老，如温州鹿城区将军村村社共同体集中养老保障、山西大寨村的村社共同体社区养老保障。

“养老村”养老模式的优势

第一，有利节约政府财政支出。我们可以从养老基础建设的角度算一笔账：假如国家在河南郑州市市区为老人修建一个占地10亩、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的活动中心，估计至少需要6000万元;假如由“养老村”修建同样的活动中心，1000-1500万元就足够了。

第二，可以保障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老人安享有质量的老年生活。我们可以把中低收入老人在城市养老和在“养老村”养老的质量做一个对比：假如一对老人夫妇月收  入6000元，每人每天的支出只有100元。  除享受到城市养老院的一切服务外，至少还可以享受到如下服务：种地养殖、钓鱼、门球、行走观景、茶馆茶艺、文化艺术生活、安全可口食物、清新空气、清洁  水、社工上门服务或特殊护理服务等，甚至还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

第三，能够较充分回应不同老人的差异性需要。老人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极大的差异性，譬如：年龄差异，身体差异、生活背景差异、文化差异、口味差异、收入差异……“养老村”养老较之城市福利院、养老院养老的优势在于可以照顾到不同老人的差异性需求。

第四，绿色低碳环保。“养老村”养老，生产和消费几乎没有距离，排泄物几乎都可以转化为资源利用，即使有小量的“垃圾”，也可以在村庄范围内无害化处理。  一个老人生活在农村的能源资源消耗不到其城市消耗的三十分之一。假如全国有3亿老人生活在“养老村”，节能减排的意义将不可估量。因此，“养老村”养老符  合绿色低碳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新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的要求。

“养老村”养老模式如能主流化，可以大大加快我们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步伐，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我预计，未来30年，至少有百分之十的村庄会建设成为城乡老人都喜欢的生态养老村。譬如。贵州遵义夏天的气温比重庆市区低8度，遵义农村是重庆市老人天然的休闲养老院。

     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日益完善，有一批农村的便捷性（如：交通、通讯、网络、金融服务、网购等）和城市没有差别，甚至比城市更加便捷。加上生态环境、食物安全、生活空间、居住和办公成本等都比城市要优越得多，所以，未来30年，至少有百分之五的村庄会成为企业总部基地，很多企业的主要员工和管理层会在这些村庄办公和生活。

     譬如：珠海西区斗门区的莲州镇，有十几个村庄，环境好极了，且从任何一个村庄出发，到珠海机场的便捷性远远高于珠海市区，从任何一个村庄开车去广州、深圳、香港等地，也远远比珠海市中心便捷。假如我说珠海格力集团的决策人，我就会把石龙村所有的闲置房（占总民房的70%）全部长租下来，把企业的研发部等多部门放在石龙村，工作和生活在石龙村，企业、职工和农民三方都得益。

     再如：信阳的郝堂村，生活工作的便捷性和居住工作生活的质量肯定高于信阳市区。从郝堂村到信阳高铁站只需半个小时，类似于郝堂村这样到信阳高铁站之便捷的村庄有数十个之多，如果我是信用市区的一个从事规划设计机构、研发机构、咨询服务机构等，把机构的办公和生活之所放在郝堂村，肯定比放在信阳市区划算很多。

     中国未来30年，至少有百分之五的村庄，会聚集一大批企业落户，成为企业的办公和生活所在地。这会带来很多村庄的业态革命。

来源：李昌平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