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记录，并不能令社会主义者感到鼓舞。苏联为革新社会主义而宣布的改革计划，反而导致废除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以资本主义取而代之。中国领导人为改革社会主义而采取的十分不同的战略使经济快速增长，但过去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方式越来越像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承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显现出资本主义倾向。
       苏联开创的特殊社会主义模式，的确给很多国家带来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这种模式使没有资本家、没有失业和严重收入差距，具有高度社会保障的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可能。然而，苏联模式也存在严重缺陷。在苏联，政府和经济都是以等级森严的威权主义方式运行的。这使劳动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利益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苏联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苏联模式的这种特点不仅偏离了社会主义目标，还最终限制了这种体制促进经济进步的能力。苏联模式因而在各国逐渐失势，它们要另谋出路。
       社会主义改革无须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提供了教训，有助于设计一种从苏联式体制向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的转型战略，这种社会主义能够给社会和经济进步注入新的活力，但又不放弃平等、团结、合作和民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苏联经验：拖延改革的危险

       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我和弗莱德•威尔具体分析了“改革”为何导致苏联体制的覆灭而不是它的革新。我们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管理着苏联体制的党国精英已经与1917年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多少相似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经变成了实用主义的精英，他们大多数人不再严肃看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追求个人权力、名望和特权。在“改革” 时期，苏共领导集团放弃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把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交给公开辩论和合法的政治斗争，这时，多数党国精英们迅速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表面忠诚，转而追随鲍•叶利钦让资本主义重返俄罗斯的努力。
       这些精英认识到，资本主义可以让他们获取苏联体制下宝贵资产的所有权，使他们更加富有。事实上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实现了这种野心，前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是苏联时期的天然气工业部部长，在天然气垄断企业被私有化后，他成了拥有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大块资产的亿万富翁。大多数苏联人民支持经过改革的民主化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但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结果。苏联体制使劳动人民缺少政治积极性，精英们废除苏联人民所建立的一切制度的计划几乎一路畅通。
       苏联的“改革”来得太迟了。如果它能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条件可能会更加有利。在那个阶段，苏联的精英尚未完全失去他们的社会主义信仰，他们可能支持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重大改革，而不是竭尽全力废除社会主义。但是，虽然苏联模式的经济问题在1960年代已经十分明显，这十年间的改革努力却谨小慎微，十分有限，缺少对体制的严肃革新。
       从这一经验中可以得出两条教训。一是，要想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就必须在广大的领导层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信仰，在它还没有发生严重退化之前进行。二是，如果要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而不是复辟资本主义，那就必须让社会主义的真正受益者，即普通劳动人民，有权参与到改革之中。

                                                           市场化的资本主义趋向

       很多善意的社会主义者，无论他们来自南斯拉夫、中国还是纽约，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行的形式。他们主张，市场社会主义能够将据说由竞争性市场所提供效率、创新和个人选择与社会主义所许诺的社会公正和经济保障结合在一起。市场社会主义有若干问题，中国的经验则表明了它的最大缺陷——市场化导致资本主义。
       1978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新领导层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决定利用市场力量对中国经济进行改革。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共仍然掌握着政权，社会主义的语言和符号得到保留；仍维持着某些社会主义制度，比如大型国企和国有银行系统，经济中的国有部门仍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国家计划；士地和生产资料大体上仍不存在全面的私人所有制。
       然而，正如市场化方案所设想的那样，1978年以来，非国有的市场导向的部门迅速成长。该部门的产值现在已经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中国的大多数非国有企业名义上归乡镇、村庄或企业的劳动集体所有，但它们的经营实际日益与资本主义的公司没有两样。它们根据利润标准雇佣或解雇工人，支付市场所能接受的最低工资，要求长时间的工作，而且工作环境往往十分恶劣。这些企业中的最高管理者已经变成了事实上的资本家，靠工人的劳动发财致富。
       市场力量利用个人对财富的追求运行。在适当条件下，致富动机能够导致建立有竞争力的企业，它们努力降低成本，提供人们需要的或能诱导人们需要的产品。然而，只有允许个人享有成功的果实，把低成本产品卖个好价钱，即变为成功的资本家，市场才能有效运行。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认可了“致富光荣” 之类的口号。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并非总是能够成功的，但只要它成功了，它注定会产生一个资本家阶层。随着这个新阶层财富和权力的增长，它会努力废除体制中仍然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阻碍它进一步发财的限制。
       正如梅斯纳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见解深刻的著作(Meisner 1996)所示，中国的新富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兴起于中共内部。领导层也承认有严重的干部腐败问题。这并不是缺乏警戒和道德约束的不幸结果，它是市场化战略的天然产物。经商的绿灯一开，最能抢得先机的便是那些地方领导，他们拥有人脉、学识和权势，能够利用获得成功所需要的资源。从市场活动中产生的新财富，肯定会被用于那些控制着对市场成功至关重要的资源和审批权的官员，以确保从他们那儿得到有利的待遇。因此，官员的近亲会自己下海经商。
       无论中国领导层的意图是什么，他们所启动的程序导致了目前羽翼丰满的资本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诞生离不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成就：为农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的水利项目；以低价格为新的私营企业提供投入的国有产业部门；提供廉价信贷的国有金融部门；执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指导经济全面发展的国家计划干部；因平等的社会服务分配而受过良好教育和身体健康的人口等。
       中国的发展模式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4％。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特征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数千万农民如滚滚洪流，涌向新发展的地区找工作，其数量超过新兴私营企业所能提供的岗位，这导致工资被压低，社会笼罩着大规模失业的阴影。广泛的不平等在过去相对平等的制度中迅速涌现。良田被迅速转向更赚钱的用途，威胁着中国人未来的基本需求。中国以市场驱动的发展使环境成本有增无减。
       中国新兴资本家阶层不断增长的权势在中国领导层中得到了反映，他们坚信大型国企是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随着国企私有化计划的实施，社会主义这最后的遗产现在也被摆上了肉案。
       中国的市场化实验得出的教训是，市场化不是革新社会主义的方式，而是消灭社会主义的方式。俄国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始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然瓦解，中国的战略则是通过二十多年的渐进方式，取得了同样的结果，并且更加有效。

                                                     另一种出路：参与和民主化

       稳定持久的社会主义必须具备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它不会产生有着反社会主义利益的精英。抱着传统的苏联模式不放，是无法拯救社会主义的，因为这种模式下的官僚最终会蜕化为特权集团，用他们的权力侵占生产资料，将其变为自己的私产。对这种体制实行市场化会产生领导层内部和外部的经济精英——即资产阶级，这同样会最终导致该体制社会主义特征的消失。社会主义者一向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造福于绝大多数人的制度。因此，改革社会主义应该赋予大多数人经济和政治参与权。民主化的政府和民众参与的计划体制，是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达维尼和艾伯特、哈恩对民主的计划社会主义模式作出了详细阐述。这些模式有以下五项共同原则：（1）受决策影响的人们对决策过程的广泛参与；（2）在决策团体中实行工人、社区成员和消费者的代表制；（3）决策过程建立在协商谈判的基础上，以处理好不同团体中必然存在的利益对立；（4）平等分享和分担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利益和负担；（5）一种旨在促进人民的发展及丰富他们作为劳动者、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的经验，而不是一味提高商品消费水平的体制。
       受篇幅所限，这里无法详细说明以民主的计划作为基础的体制如何运转，只能提供几个例子。苏联模式中一个关键性的经济缺陷是，它生产不出符合人民需要的商品。如果劳动者找不到他们想买的东西，劳动的激励因素就会丧失，这个问题还会产生对整个制度的玩世不恭态度。但这并不是公有制和经济计划的必然特征。苏联经济生产了一些消费者需要的质量上乘的商品。这样的例子包括军事装备、某些工业设备、特殊企业为高官们建造的高质量住房。这些产品之所以出色，是因为它们的消费者——军队将领、工业官员和党的精英——在计划体制下拥有制度权力，有能力得到高质量产品。普通消费者是没有这种权力的。
       如果消费者代表出席企业董事会、地区和全国性的计划机构，他们就能坚持让企业生产人们乐于购买的高质量消费品，并且运用经济制裁的权力去支持他们的需求。如果高层政治领袖要依靠人民的支持才能保住官职，这将迫使他们让制度的运转满足人民的需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总是受制于富人强大政治权力的民主机构，在没有富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会发挥很好的效果。
       对于建立有效的创新型经济来说，致富的前景是不必要的。创新机构能够为新思想、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试验提供资金。打算开办新餐馆或新服务机构的人，可以申请资金和承租权去落实他们的设想，这并没有违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只要人口中存在着众多愿意从事新设计的个人，适当的物质奖励就足以鼓励创新和各种新式服务。其实，在这种事情上不必冒险花费一生的积蓄，这种制度下涌现的创新甚至会多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创新。
       任何资源分配体系都是建立在权能关系上。在传统的苏联模式中，计划被认为是一种应该由专家负责的专业工作。苏联的计划实际上却是这样一种制度，它能让社会中最有权势的集团得到想要的产品，其他人大体上只能得到次品。据说，市场的分配体制是无人格的，它不受任何不平等权能关系影响，但实际上它使富人能够通过其购买力，让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资料注入到制造他们想要的豪华汽车和其他产品上。
       民主的计划体制的基础是，承认任何资源分配制度都要通过运用权能来实行。通过在分配决策中为全体选民提供代表权的方式，可以给所有团体提供一条渠道，使他们看到他们的要求得到了表达。民主的计划体制也承认，即使社会主义社会也依然存在利益冲突，它为各团体之间进行协商和达成妥协提供制度安排。例如，有劳动者、消费者和社区代表的企业董事会，可以在以下各种利益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劳动者不过度劳累；消费者能得到物美价廉的产品；社区避免空气和水污染。
       以私有财产和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在效率和创新方面优越于任何制度——这种主张是没有根据的。关于竞争性市场经济最佳性证明有着一大串瑕疵。虽然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生产力，提高一部分人——在某些情况下是数量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的物质消费水平，但历史表明它不能建立一种满足全体人民需要的文明。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保证每个人的物质享受、个人安全和参与生产劳动的可靠机会，没有一些人剥削另一些人的现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建立一个以人性中好的方面而不是恶劣的方面为基础的社会，最终使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但是，只有将民主和广泛参与作为它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历史使命。
       （《环球视野》第317期，摘自2009年第4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